读郁达夫散文《临平登山记》，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：“柳叶菱塘，桑田鱼市，麻布袋，豆腐皮，酱鸭肥鸡，茧行藕店，算将起来，一年四季，农产商品，倒也不少。”作品以临平丰盛的农副产品为底色，衬托出传统手工业的繁荣景象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郁达夫竟将一只普普通通、貌不惊人的麻布袋写进作品，虽着墨寥寥，却勾起了我的无限遐思。循着文字踪迹，我开始探寻这只麻布袋的前世今生。

徜徉在繁华的临平街巷，如今已难觅麻布袋的踪影。为解心中疑惑，我翻阅《杭县志稿》，只见古籍记载：“麻布袋，俗称麻叉袋。”读罢豁然开朗，窃以为郁达夫笔下的“麻布袋”，便是临平人口中的“麻叉袋”。

提起麻叉袋，上了年纪的临平人总能打开话匣子。在物资尚不丰裕的年代，它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“老朋友”：粮店用它装粮食，盐商用它装食盐，菜农用它装菜蔬……总之，它是人们装物、运输的必备工具之一。更特别的是，麻叉袋韧性强，每逢发大水，还能“变身”防洪工具——装满泥土垒成堤坝，抵御上涨的河水。寻常百姓家中，也常用麻叉袋收纳衣被。老底子时，每到夏天，大家便将棉被拆开，把棉絮胎装进麻叉袋，悬挂在房梁上。粗粝的麻线既能隔绝潮气，又能防蛀虫，待秋风起时再取下棉絮胎翻制成棉被。

《杭县志稿》记载“麻叉袋，织络麻为之”，可见其主要原料是络麻。《余杭县志》亦提及，络麻“主要产地在临平、乔司一带，有600多年种植历史”。作为全国商品麻基地的杭县，络麻资源丰富，为麻农编织麻布提供了充足原料。

曾几何时，每年夏秋季节，从钱塘江北岸到古运河畔的广袤土地上，种植着一望无垠的络麻。麻农们在络麻田里穿梭忙碌，拔、夹、剥、晒、浸，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。麻农还会留下一部分加工成麻布。在麻区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台木结构的土织机。每到夜晚，全家人围在灯下忙着织麻布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在小林农村教书，晚上去家访时，总能撞见织麻布的热闹场景。老远就听到“吱—啪—，吱—啪—”的声响，推开门，一台木织机几乎占了屋子大半空间，中年妇女坐在织机前，双脚交替踩踏着下方的竹杆，木梭随着脚力上下起落，发出“吱”的悠长声响；双手在约50厘米宽的经线上穿梭调梭，发出“啪”的清脆声响。家里的男人、老人和小孩也没闲着，或将干燥的络麻用水浸湿，再用铁梳子梳成大约2毫米宽的麻线，或将麻线一根一根接起来，以备织布使用。这是麻区“家家无闲人，户户闻机声”的真实写照。

民国时期，临平一带织麻布的风气已相当普遍。据《余杭县供销合作社志》记载：“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六月统计，杭县织麻布的农户达48730户，每月生产麻布262万匹。”足见当时手工织麻产业的规模。1949年11月，当地供销社开始收购麻农自织的麻布，这一举措为手工麻布提供了稳定的流通渠道。从收购数据来看，1963年前，麻布年均收购量不足100万匹；1964年至1976年，年均收购量稳步增至200万匹，反映出这一阶段手工织麻仍保持着一定活力。不过，随着解放后现代麻纺工业的快速崛起，手工织麻产业的格局逐渐改变。1950年8月，浙江麻纺织厂（简称“浙麻厂”）在杭县拱宸桥正式投产。传统手工织麻产业随之失去竞争优势，日渐式微。

不过，麻布袋的故事并未就此落幕。供销社收购麻布后，会批发给专门制作麻布袋的企业。20世纪70年代，临平、塘栖、乔司、亭趾、博陆、五杭等公社及大队，纷纷办起麻布袋加工场，专门生产麻布袋，加工麻绳和麻线。我家附近原来就有一家麻布袋加工作坊，职工清一色都是妇女。空闲时，我常去看她们制作麻布袋。每人的操作台上都放着麻布、麻线、剪刀和针，制作时会先根据客户需求绘图，按图纸打小样，再将麻布裁剪成所需的布状；缝制时，采用两片麻布交叉的工艺，接口处反复走线，针脚细密又紧实，以增强麻布袋的牢度和韧性。“麻叉袋”的说法，或许正源于此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临平麻纺产业迎来最后的辉煌。1985年，县委提出由供销社牵头，联合13个产麻乡镇，创办浙江麻纺厂余杭分厂，厂址选在五杭镇（今临平区运河街道）。1987年2月，浙麻余杭分厂正式投产，当年便生产麻布袋623万条，还同步生产麻布、麻线、麻绳等产品；次年，生产海生袋241.1万条，出口荷兰、日本等国家。临平的麻布袋，第一次带着家乡的气息漂洋过海，在海外市场占据一席之地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，络麻种植面积大幅锐减，原料供应不足，工厂最终停产。

而今的临平，粗粝的麻布袋早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轻便的布袋、塑料袋与行李箱。可每当我重读郁达夫《临平登山记》中那段有关“麻布袋”的文字，记忆总会不自觉地回到那个织机声悠扬、麻香满街巷的年代；田埂上晾晒的络麻，工厂里堆积如山的麻布，以及母亲悬挂在房梁上的麻布袋……这些画面，像一帧帧老电影，清晰又温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