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“寻根文学”，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一股以探索民族文化根源、传统意识和民族心理为核心的创作潮流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。而笔者对塘栖的寻根，并无文坛寻根者那般宏大的文化抱负，只是出于对家乡的朴素情怀，去寻觅、梳理故土的源起与根脉。

穿越古今刘占崑/摄

一、先有唐栖寺，后有塘栖镇

“宋代在下塘之西有唐栖寺，后镇兴而寺废，唐栖二字遂为镇名所专。”“唐栖之名，当以唐栖寺断之。”清代学者王同在《唐栖志》中下断论，唐栖寺是探寻塘栖镇早期源头的重要依据。

南宋早中期，此地尚称“下塘”，为运河边一零散渔村，未形成集镇，而唐栖寺已然矗立，为江南名刹之一。虽隐于乡野，唐栖寺却香火不绝、文气盎然。诗僧永颐在此驻锡，著有《云泉诗集》传世，为古寺在文坛留下印记。诗人周弼寓居唐栖寺，《留别唐栖云泉上人》便是他在寺中盘桓浃旬即将东游时所作：

水宿唐栖寺，何缘更浃旬。

千山今日路，三岁异乡人。

小殿眠身佛，空廊折臂神。

归时重作礼，又拂一番尘。

诗句道尽古寺清幽与游子羁旅愁思，印证南宋文人栖居于此的史实，也是现存最早题写塘栖的宋诗。南宋德祐二年，文天祥北上赴元营谈判，《唐栖志》引录史料载：“是晚泊谢村，次日，天祥自北栅登舟，同众官会于唐栖。”此为“唐栖”之名留下重要文献线索。

“宋时唐栖漕河未开，临平实为孔道，其聚市成镇之所，或在仲墅，或在库桥……如唐栖者，一乡村耳，居人不多也，而当时乃有唐栖寺。迨元以后，河开矣，桥筑矣，市聚矣，遂以寺名名其镇。自镇名显而寺名转微，于是居此者知有唐栖镇，而不知有唐栖寺。”王同在《唐栖志》里的这段记述，道破塘栖地名与市镇格局演变的来龙去脉。

唐栖寺见证塘栖从乡野僻壤到江南名镇的发展历程，是塘栖重要的文化原点与精神根脉。按王同的考据，寺先于镇而存在，塘栖由寺名衍化为镇名，是江南地域“以寺名地”的典型个案。

二、一座花园桥，半部塘栖史

“花园桥，在唐栖镇。宋末，福王长史陈仲谋之子（实为孙）伯通，佃福王花园地居此。弘治间，仲谋裔孙景清，独力重建，因名。海盐张宁有《花园桥记》，今佚。”《唐栖志·桥梁》如此记载，并补述花园陈氏源流，“花园陈氏，其先阆中人，建炎初南渡，居钱塘西溪。宋末，有仲谋者，为福王长史。元初，仲谋子（实为孙）伯通，请于官，佃唐栖福王花园地以居，是为花园陈氏始祖。”《唐栖志·遗迹》进一步佐证：“福王庄，在唐栖镇北。南宋时，福王赵与芮之庄也。中有花园，即陈氏所佃之地。庄侧有卧龙桥，今尚存。”

宋末是福王庄鼎盛时期，庄侧坐落两座桥，即卧龙桥与花园地块的木构便桥，后者便是花园桥的前身。彼时，花园木便桥为纯松木平桥，全桥无任何装饰。每遇汛期河水漫溢桥面，乡人需在松木上垫石板通行，这座质朴无华的小桥，也被当地人唤作“花园前桥”或“陈家小桥”。

桥南是陈氏佃居的福王旧花园。槿篱环护，园内菜畦规整，小池澄澈，桑柳交错，为陈氏南迁族人的安身之所；桥北为泥涂埠头，是乡人浣衣汲水之处，埠头泊着蚱蜢舟与小渔船，沿港桑地连片，蚕农往来桥上。桥下支港水势平缓、水色澄碧，菰蒲芦苇丛生，菱角浮萍点缀水面。河道狭浅，大船无法通行，仅运薪、运粮的小船偶尔往来。两岸民居疏落，卧龙桥侧是庄丁茅舍，花园木便桥周边多为陈氏族人的茅顶土壁屋，族中长者则居住瓦屋。远处土堤上，桑、榆、槐树枝叶繁茂，西北可远眺皋亭山、超山。晨雾漫过河港，木板桥面润湿，勾勒出江南水乡独有的清寂和怡景。

宋亡以后，福王赵与芮随宗室北迁，繁华的福王庄日渐荒废，仅留存王庄基、洗马池等地名与残垣断迹。宋末元初，福王长史陈仲谋之孙陈伯通，向官府申请佃种这片废弃园囿，举家定居于此，花园前桥一带遂成为花园陈氏故里。陈氏在此繁衍生息，逐渐成为当地望族，曾经的皇家园林就此化作寻常百姓的烟火之地。

明弘治年间，陈仲谋裔孙陈景清见古桥倾颓，独自出资重建为石梁桥，因地处福王花园旧址，定名“花园桥”。桥体形制古朴，桥面以长条石板铺就，两侧设素面石栏，望柱简洁无华，桥身镌“花园桥”碑刻。清咸丰辛酉（1861），花园桥毁于兵燹，后姚桐、闻汝翊募资重修，重修之后的花园桥“横市心，跨市河”，是运河水乡交通往来、市井生活的关键节点。直至上世纪70年代市河被填埋前，花园桥一直矗立在塘栖市河之上，如今的塘栖老一辈依旧记得它的方位与模样。

花园桥不仅是一座交通桥梁，还是塘栖宋末元初人文肇始的实物见证，串联起南宋皇室别业、南渡士族迁徙、元明市镇兴起等多重历史脉络，勾连起王室、南迁士族、本土乡民与运河商贸。它亲历塘栖从乡村聚落一步步发展为江南名镇，且成为明清十大名镇之首，因此民间素有“一座花园桥，半部塘栖史”之说。

三、陈仲谋、陈伯通：开创塘栖人文先河

“唐栖漕河未开时，地广人稀，僻壤也。明以前，传人绝少。”直至元初，花园陈氏迁入，为这片运河之滨播下士族文化的种子。

宋室覆亡、元兵南下，福王赵与芮被掳北迁。福王长史陈仲谋亲历国变，晚年躬耕自晦，守节不事新朝，终老钱塘西溪里。陈仲谋去世后，其孙陈伯通将家宅从西溪迁居塘栖，成为塘栖花园陈氏始迁祖，陈仲谋则被尊为花园陈氏一世祖。

陈伯通事迹最早见于明代邵锐所撰传记，《唐栖志》纂修王同采录其文，置于“元明塘栖名贤之首”，称其为元初塘栖开启士族风气的关键人物。士大夫门第落籍塘栖，标志着士族文化正式进入运河之滨的僻壤之地。

宋亡之后，福王在江南的庄田，一部分被元廷收管，一部分被地方豪强侵占蚕食。陈伯通佃得福王花园旧地数十亩，在此营生立业，家族渐兴，终成塘栖早期望族——花园陈氏。陈氏携中原礼法、家风操守与耕读家学落户塘栖，弥补了此地“明以前，传人绝少”的文化空白，成为塘栖士绅文脉真正的起点。

自此，塘栖从一处普通渔耕村落，逐步走向士绅聚居、教化渐兴的人文区域。其后，卓、吕、丁、吴等望族相继迁入，文人交游日频，书院渐兴，科举人才辈出，至明清终于形成“烟火万家、人文蔚起”的江南名镇格局。花园陈氏作为最早扎根于此的士族，奠定塘栖早期的社会根基与人文底色，是塘栖由乡落走向名镇的亲历者与人文开拓者。

四、张士诚、陈守清：铺就塘栖繁荣之路

元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，割据江浙的张士诚为打通苏杭漕运要道，征调二十万军民，拓浚武林头至江涨桥河段，后世称作“新开运河”。这条四十五里长、二十丈宽的河道，避开旧上塘河多坝梗阻、通航阻滞之弊，将塘栖纳入京杭大运河干流，原本“几不通舟楫”的航道自此一年四季畅通无阻。这绝非单纯河道疏浚，而是奠定塘栖发展格局的关键工程。此前，漕运主循临平上塘河，下塘一带“僻壤而无市镇”，唯有渔耕人家依水散居，凭舟楫往来。新开运河贯通后，水运格局彻底改写，下塘的宁静被打破，塘栖连同唐栖寺，由此翻开新的篇章。

祝炳森手绘

如果说张士诚开河为塘栖播下兴盛的种子，那么明代广济桥的落成，则让古镇真正枝繁叶茂。明弘治年间，宁波义商陈守清途经塘栖，见运河阻隔两岸，百姓往来仅靠舟渡，屡有覆溺之患，遂立志募资重建。他断臂募化，感动官民商贾，经多方筹措，历经数载艰辛，终于建成横跨运河，有“虹桥”美称的七孔石拱桥——广济桥。

祝炳森手绘

广济桥落成通行，彻底打通运河两岸的地理阻隔，东西街市连成一体，沿河商铺、作坊、客栈鳞次栉比。桥上行人络绎不绝，桥下舟楫穿梭往来，塘栖商贸格局就此成型，一跃成为江南重要的商埠码头与物资集散地，呈现出“市肆鳞萃，烟火万家”的繁盛景象。

吴牧摄

时光匆匆，岁月荏苒，运河航运功能几经变迁，但塘栖的文脉与烟火气依然绵延不绝。古镇的兴盛之路，既是运河文化的生动缩影，也是一方水土因势而兴、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历史见证，绝不会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