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尔嘉所绘的《临平图》，精准标注了镇上古建筑、地名及景观位置，为后人研究临平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视觉依据

清代翟灏纂修光绪《艮山杂志》时，张尔嘉参与增补工作，帮助这部著作更全面、准确地反映杭州城东艮山一带的地理风貌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，张尔嘉两度遭遇劫难，劫后余生，撰写《难中记》，记录亲身经历，内容涉及太平军军制、商业、税收、知识分子政策等，其于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刊印的《庚辛泣杭录》，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在杭州活动的珍贵第一手史料。

张尔嘉所绘《临平图》，以上塘河为天然轴线，东起隆兴桥，西至半山、丁桥，北抵超山、塘栖，南达乔司（旧称汤村），涵盖如今临平区的核心区域。这幅温润的山水长卷中，星桥一带尤为夺目——黄鹤、佛日、桐扣三山矗立，上塘河蜿蜒环绕，河畔自白洋涧起，向西依次排布方兴渡、五云星桥、槎渡、岳庙渡，直至赤岸；山麓间则散落着丁山、横山、佛日寺、渥洼泉等胜景，山水相融间，尽藏临平千年文脉。

赤岸风景宜人，黄鹤诸山南麓襟带上塘河，绿水黛山，清寂无染，是迎送使节、文人休憩的绝佳之地

《临平图》所绘的白洋涧，地处今临平街道丁山社区（原为星桥乡丁山村），坐落于上塘河与丁山之间，历史可追溯至南宋。绍定三年（1230），范武捐财修筑永和堤，以阻挡鼎湖、白龙潭水患，南宋许应龙所撰《永和堤记》详载此事。后代经多次修筑整治，逐渐形成白洋涧水域。清代孙士毅《永和堤即目》一诗，为这片景致留下生动注脚：“才过榆荚雨，又值柳绵风。积水叠层碧，残霞明断红。榜讴花屿北，牧笛板桥东。春事难凭谁，溪边问钓翁。”诗句格调清雅，勾勒出一幅柳风拂面、渔歌牧笛交织的乡村画卷。涧上渔民或撒网捕鱼或渔歌互答，渐成“白洋渔唱”景观，跻身“东湖十景”之列。如今，涧河头仍留存永和塘水闸遗迹，周边还流传着“金门槛”“宝幢仙水”“龙驹宝马”等民间传说，为其增添几分神秘色彩，让千年水韵得以代代相传。

越过白洋涧即为方兴渡，此处原为上塘河渡口，亦为丁山一自然村名。“方兴”寓意蓬勃兴起，如今星桥打造的临平新地标项目便沿用此名。据《临平记再续》记载，历史上曾有方兴河，“自上塘东南一境农田灌溉，悉资赤岸、施何村、方兴三河”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，此处凭借便利水运，成为运河贸易的重要节点，见证了运河文明的繁荣与变迁。

自方兴渡西行三里，便是五云星桥。张尔嘉引用乾隆《杭州府志》记载：“五云星桥在临平安隐寺西五里，俗呼新桥。桥刻‘五云’字。此跨塘河大桥。”“五云”意象在古诗文中颇为常见，唐代骆宾王《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》：“瑞开三眷，祥洽五云。”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：“楼阁玲珑五云起，其中绰约多仙子。”李白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：“粉图珍裘五云色，晔如晴天散彩虹。”明代顾清《乡里诸公寄生辰诗各次其韵奉谢》：“五云阿阁聚鸾凰，岂有鹪鹩合并翔。”以上诗词中，“五云”或指五色祥云，或用于营造祥瑞、仙境等意境，展现了丰富的文化意象。桥刻‘五云’二字，更显星桥岁月涤荡、气象万千。

然而，公元12世纪20年代的星桥，并无这般祥瑞意境。靖康之变后，金军于建炎三年（1129）十二月追袭宋高宗，兵锋直指杭州，当地惨遭蹂躏。此前建炎元年（1127），陈通发动兵变，官居秘书监的李光在给友人翟汝文的信中提到，浙西提刑使高士曈从嘉兴赴杭州招安时，陈通部下在杭州城外三十里的“新桥”迎接。杭州当时有东新桥、北新桥、南新桥，结合星桥古称“新桥”及地理位置推算，此处“新桥”大概率为今星桥。兵变持续四月未平，金兵又分五路南下，虽未直接攻陷杭州，却在周边烧杀掳掠，星桥长期笼罩在战乱阴影中。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御营司统制官苗傅、刘正彦发动兵变，韩世忠被任命为“御营平寇前将军”，率军在临平、星桥、小林一带与叛军激战。韩世忠身先士卒，激励将士奋勇作战，“韩家军马战临平”的事迹至今为当地人传颂。另一场徐明兵变中，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曾参与平叛，《宋史·张俊传》载：“建炎二年，升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，寻破秀州贼数万，缚徐明斩之……时江、淮群盗蜂起，俊讨杜用于淮宁，赵万、郭青于镇江，陈通于杭州，蒋和尚等于兰溪，皆平之。”张俊为元末迁居星桥桐扣的张舆、张辂兄弟先祖。

南宋时，礼部尚书倪思也寓居星桥，租住在冯封桩家，《宋史》记载了他刚正不阿的处世风格，其事迹间接丰富了星桥的人文底蕴。元末明初，“元四家”之一的王蒙携妻隐居黄鹤山，山巅筑“呼鹤庵”，闭迹二十余载，潜心摹临古迹、研习画艺，各造其妙。宋宗室后裔赵廷采亦隐居黄鹤山，《南村辍耕录》作者陶宗仪有《送廷采还黄鹤山中》一诗，记录了二人的隐居生活与情谊。元末，张舆、张辂兄弟迁居星桥，《艮山杂志》载：“张舆居槎溪村，颜其庐曰‘竹居’。竹居在仁和槎溪村，明初张舆故居。张昱《竹居》诗为张中行题，‘南渡循王之子孙，文采风流今独存。既有绿筠为别业，何须画戟在高门。小堂翡翠横斜影，曲径苔莓散屐痕。好遣牵萝相补茸，几因风雨送黄昏。’”张辂曾陪同元左丞相鲁曾之孙逯西皋闲游桐扣山，作《陪逯西皋入桐扣山家分租》：“桐扣湾头暂泊船，闲陪杖履过前川。好山深似愚公谷，古井犹存孝子泉。半绿半红霜后叶，轻云轻雨日斜天。田家苦受官租急，县吏推门夜不眠。”诗作直面民生疾苦，成为临平文学史上少见的写实佳作。元代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博学能文，善楷书，工画墨竹，以书法入画，风格独具。元末流寓江南时，他曾在星桥逗留，与王蒙交识，留下《题黄鹤樵叟竹石》诗：“风落湘江秋正波，重瞳消息竟如何？竹间犹有斑斑泪，应是英皇恨更多。”

至明末清初，文人墨客与星桥的羁绊愈发深厚。沈谦作《新桥》一诗：“一岁屡经此，归舟已暮鸦。童山当驿路，野火人人家。尘网心原苦，田居兴倍赊。自今远城市，吾病久烟霞。”诗句抒发了诗人倦于俗务、向往田园的志趣，映照出星桥当时的田园风貌。其间，洪昇游佛日寺，作《赠佛日寺半闲上人》；厉鹗到星桥游览，作《石鼓亭》《宿佛日净慧寺》。文人墨客以诗为笔，为星桥山水添色，让文心与山水相融。

《临平图》中，过五云星桥便是槎渎，地处桐扣山麓，古图标示和睦连桥西的河道即为槎渎，北通星桥，南流赤岸。明成化《杭州府志》载：“槎渎与临平湖相近，去江则三十余里，槎溪疑即此溪也。六朝以江海灌输于此，名之曰渎。海道既徙，水渐堙塞，所存仅一溪径，遂名溪。而或称槎渡者，渡为渎之转语，有轻重。此称槎渡村，可知桥名槎渡，正以其地名桥也。”张大昌《临平记补遗》亦有记载：“槎溪今不著，惟官庄后河桥北，有四桥相向，西曰槎渡，东曰槎溪，南曰永乐，北曰丰乐，里俗总呼之曰和睦连桥……”元末，张舆、张辂兄弟徙居槎溪。清光绪《唐栖志》卷九记载，二人“洪武初迁塘栖泉漳之白华漾”，由此推测，张氏兄弟先居槎溪，后迁塘栖。张舆字行中，张辂字行素，兄弟二人皆通经史、善诗文，且笃守孝友之道，合著《联辉集》行世。其中，张辂两领乡荐，于永乐九年（1411）考中举人，终任临淄幕官，另著有《联萼集》。彼时，王蒙亦隐居槎渡之上黄鹤山。张辂为张俊后裔，王蒙是赵孟頫外孙，皆出身名门望族，却不约而同归隐山林，与长林丰草相伴，坚守士人对精神自由与文化品位的追求。至清代，世居“桐扣之槎溪”的张尔嘉接续这一文脉，一生著述颇丰，尤擅手绘地图。代表作《临平图》以线条的丰富变化勾勒山水的形质、蕴藉山水气韵、彰显山水意境，尽现国画技法与精神的“骨相”。它不仅是珍贵的地理信息载体，更生动描摹了晚清临平的社会、文化风貌，为研究地方历史、民俗文化留存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，真正实现了“地因人名，槎溪长留”。

岳庙渡，是上塘河航道进入临平境内的首个重要节点，河道宽三四十米，水流平缓，曾是古代漕运与客货运输的要道。渡口历史悠久，乾隆《杭州府志》载“鹤岭去城东北四十里，佛日寺前”，其名最早可追溯至唐宋。至南宋，渡口更名为“岳庙渡”。相传岳家军曾驻扎此地，百姓为纪念岳飞功绩，在渡口修建岳桥庙，渡口遂得名“岳庙渡”。这一传说承载着百姓对岳飞的敬仰，将家国情怀融入地名与文化记忆，使岳庙渡成为星桥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，亦是研究南宋历史、运河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珍贵载体。

南宋班荆馆建于临平赤岸（现星桥街道），主要用来迎送金国使者

过岳庙渡便是赤岸，此地旧有班荆馆。

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二月，宋高宗赵构定临安（今杭州）为“行在所”，虽偏安江南，临安却仍是繁华的大都市，班荆馆也应运而生。“班荆”一词出自《春秋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将遂奔晋，声子将如晋，遇之于郑郊，班荆相与食，而言复故。”晋代杜预为其作注：“班，布也。布荆坐地，共议归楚事。朋友世亲。”意指朋友途中相遇，布荆而坐、共话旧情。晋代陶潜《饮酒》诗之十五中“班荆坐松下，数斟已复醉”、唐代高正臣《晦日重宴》诗中“班荆陪旧识，倾盖得新知”，均化用了这一典故。班荆馆，承袭北宋汴京陈桥驿（今开封市东北陈桥镇）的旧名，这座驿站曾是北宋接待北方辽国使者的国宾馆，也是北宋汴京前往河北大名的首途驿站。方回在《过临平二首》中便生发“陈桥驿与临平镇，兴废何人了汗青”的感慨。赤岸风景宜人，黄鹤诸山南麓襟带上塘河，绿水黛山，清寂无染，是迎送使节、文人休憩的绝佳之地。清乾隆年间，南屏万峰山房僧、仁和桐扣人释篆玉作《赤岸独步》：“黄鹤峰阴望不遥，兴高无待野人招。最难认是深村路，赖有梅花领过桥。”诗句委婉雅致，尽绘赤岸清幽之态。清翟灏《赤岸村》一诗则直白洒脱：“山塘十里五里，村落三家两家。野旷最宜踏月，地间尽可栽花。”满含田园农家之乐。作为上塘河古埠，赤岸交通便利，经运河可直达嘉兴、苏州、镇江，直通北方，往来名人络绎不绝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六年（1170）入蜀，沿上塘河途经赤岸班荆馆，小休前亭，其诗作“放翁入蜀出杭州，登载漕司所假舟。一棹红亭过赤岸，晓来鱼蟹富汀洲”便是当时行程的生动记录。《周益公年谱》载“淳熙三年正月，周必大借尚书永宁侯押伴金国贺正旦人使，御筳于赤岸”。楼钥《北行记》亦记“北行归，过临平赤岸”。名人足迹，恰印证赤岸当时的重要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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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恭宗德祐二年（1276），元军攻入临安，南宋覆灭，班荆馆随之败落。元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）十一月，苏州提刑按察使王恽赴福建闽海道途中，舟过赤岸，感叹“今年赤岸亭，野宿杂乱聒”，尽显萧条。清丁丙《三塘渔唱集》中“永和堤剩草青青，数里声微石鼓亭。茶药花饧拜恩去，班荆馆址久飘零”一诗，更道尽这座古驿馆的兴衰沧桑。

作为上塘河古埠，赤岸交通便利，经运河可直达嘉兴、苏州、镇江，直通北方

张尔嘉所绘《临平图》中，横山、桐扣山、佛日坞、佛日寺、渥洼泉、黄鹤山错落排布，宛如一幅天然山水长卷。其画以裹锋运笔，线条洒脱秀逸，山色朗润如染，水光映带含情，山环水绕间，墨气氤氲，灵气自生。

星桥横山，海拔仅94.6米，却藏着良渚文化临平遗址群的核心密码。1993年，此地出土284件良渚文化随葬品，其中玉器151件。双联玉琮、玉柱形器等一级文物，尽显良渚玉器的精湛工艺。特别是玉琮王的首次发现，为研究良渚文化的玉器工艺、等级制度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关键实证。古人云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横山的“仙”，便是深埋地下的良渚文明，既是先人的文化自觉，更是今人的文化自信之源。

距星桥二三里的上塘河北岸，桐扣山疏朗恣意，草木葱茏，宁静祥和。山前塘河开阔处名石鼓湖，流传着一段跨越千年的传说：西晋时，此地突现一面巨石鼓，捶击却无声。晋武帝司马炎奇之，问于张华。张华答曰：“取西蜀桐材，刻为鱼形鼓槌，可令其鸣。”依言一试，石鼓果然声震数里。故事虽奇，却有史料佐证：晋代刘道民诗云“事有远而合，蜀桐鸣吴石”，唐代骆宾王《萤火赋》亦载“质殊而声合者，鱼形出则吴石鸣”。明代天启年间，佛日寺僧大伦于石鼓旁筑亭，名“石鼓亭”，由陆之越题额，笔法秀雅整饬。此亭延存至清，为传说留下了实物印记。清代临平诗人沈圣旭曾吟咏：“石鼓知何处？苍茫万壑秋。风云迷虎穴，松竹抱僧楼。清咏增幽兴，凭高亦壮游。今来谁博物，欲问已悠悠。”潘云赤亦有“博雅羡司空，搴萝石如虎，鼓生幽壑云，山截重湖雨”之句，为桐扣山平添几分诗情与古意。

南宋《淳祐临安志》记载，佛日山位于母山东北，海拔逾六十丈，山中建有古刹佛慧寺。历史上，东坡、少游、杨杰、司马才仲、范石湖皆有留题。沿桐扣山径步入佛日坞，顿觉林峦豁然开朗。苍岫如黛染墨，粉壁若雪凝霜，绯桃与修竹相映成趣，黄莺共喜鹊和声鸣啭。最妙的是溪涧蜿蜒处，“水底怪窦如玛瑙色，细蒲翠滴”，两岸古松遒劲，或欹斜如醉翁，或直立若卫士，森然中透着灵秀。山巅岩壁经晨露浸润，愈显温润。泉水自石罅潺潺渗出，涓滴成洼，日光下蒸腾为雾，聚则化雨，散则成岚，如梦似幻。光影与水雾交织，恍若龙吟云中，整座山岗都笼罩在一片迷离幻境里。沈谦将它列入《临平三十咏》，引得历代诗人吟咏不绝。沈相如叹其“宝地开山古，群峰绕径齐。锡飞黄鹤近，花散白云迷”；杨无为咏其“佛日坞前水，行人甘露杯。须知源派远，直是四明来”；楼钥则歌“惟余渥洼水，苍龙牙角露。人间翻复手，烈日变烟雨”。佛日山北麓有佛日净慧寺，又名净慧寺、隆昌寺。后晋天福七年（942），吴越国王钱弘佐敕建，时称佛日院，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赐额“净慧”，遂为明教嵩禅师道场。当年佛日寺规模宏大，可与灵隐寺西天竺媲美，佛声浩渺，禅板肃然，故又称“东天竺”。明人吴之鲸《武林梵志》载其胜景“径下有大松二株，皆唐宋旧物”，更记有一桩奇事——寺废时土人伐松，竟见“幞头红袍者惶怖走避”，古松因此得以幸存。万历年间重建后，寺与坞融为一体，溪流蜿蜒，丛木掩映，近旁“大洞如屋”，禅踪古韵，宛若仙境。

寺侧有向上庵，相传为苏东坡倅杭时的读书处。他与佛日寺僧道荣交好，常往来其间，留下“佛日知何处，皋亭有路通。钟闻四十里，门对两三峰”的名句。王安石、秦少游、杨杰等文人接踵而至，诗篇与史迹共铸佛日山寺的人文底色。明清以降，寺宇几度兴废，然灵气未绝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清代著名诗文家厉鹗往游佛日，写下《佛日山游记》，描摹山中石、径、桥、松、苔、潭、洞等景物，读来如展画卷。文中写景清逸雅致，颇具南朝小品情致，一纸载尽千年思绪。张尔嘉《隆昌寺》一诗亦意境悠远：“路转峰回处，声声响梵钟。密围三径竹，高对两株松。流水穿厨人，浮云隔户封。皋亭山色好，西望静支筇。”语言凝练，却将隆昌寺的景色写得颇为传神。如今佛日寺香火复盛，烟云氤氲中，依稀可见当年“钟闻四十里”的盛况。

祝文襄在《临平记序》中言：“临平乃浙杭一乡聚耳，界于仁和、海宁二县，其地有黄鹤、白龙、桐鱼、宝鼎之胜，产灵育秀，郁为名区。”文中将黄鹤山列为临平胜景之首。

黄鹤、桐扣、佛日三山相连，峰峦起伏，郁郁葱葱，连绵数十里。其中黄鹤为最高峰，山势陡峭，林木幽深，泉隐石崖，云笼雾遮。山巅旧有黄鹤楼，另有龙池，一名渥洼。相传池出云必雨，道潜有诗云：“但看黄鹤山顶云，化作白龙潭上雨。”苏轼亦有诗：“东麓云根露角牙，细泉幽咽走金沙。不堪土肉埋山骨，未放苍龙浴渥洼。”此诗一出，渥洼泉名传遐迩。

天怀有契，物趣弥澄，诗人妙笔生花，将黄鹤山的佳趣一一呈现。

南宋文学家楼钥在《宿佛日山》中写黄鹤山：“宁知千万峰，中间著佳趣。……云深钟呗鸣，自喜得胜具。缅怀玉壶仙，老笔扫朝雾。玉槊俨相持，珠旒竟所何。惟余渥洼水，苍龙角牙露。人间翻覆手，烈日变烟雨。……深坐十笏地，一息了千虑。个中谁得知，幽鸟背人去。”全诗将黄鹤山的意趣娓娓道来，使人遐想翩翩。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寓居杭城时也曾到访临平。听广严寺僧临普说：“此去佛日十里而近，有寺曰‘净慧’，山水最佳，寺有东坡题名真迹，不可不一到。”于是他冒雨骑马出临平，沿田塍绕村坞，诘曲前行，不过数里便至黄鹤山脚。只见峰峦秀拔，林麓深邃，夹道清泉叮咚，如抚琴筑。恰逢小雨初歇，云日鲜润，四周寂静，唯闻长松秀竹间鸟鸣声声，同行者皆惘然自失，以为误入武林桃花源。随后循东庑下，入库堂，观渥洼池，池泉玉色，飞泉散蕤于云际，列岫争长于霞外，不禁神清气爽，沉醉黄鹤山水之间。

历史烟云漫卷至元代，画坛巨匠王蒙为黄鹤山注入了永恒的艺术精魂。至正元年（1341），王蒙仰慕此地凌云仙踪，择此灵山幽居二十余载。他甚喜黄鹤山水，自号“黄鹤山樵”，于幽谷草色间、半壁山房外筑一草亭，题居室为“琴鹤轩”。他将生命与艺术追求深植于这片云雾缭绕的山峦，把黄鹤山的灵魂升华为永恒的丹青。

黄鹤山南麓有龙居寺。《武林梵志》云：“永庆禅寺在黄鹤山之阳，今称龙居寺，唐清泰间建。”万历进士、官至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在《杭州黄鹤山重建永庆寺记》中，将其描绘得极为壮美：“禅堂以栖众缚禅，佛殿以结侣念佛，限以崇墉，缭以修廊，佛声浩浩，则乐邦涌现，禅版肃然，则祖灯辉映，虽五山十刹，号选佛之场者，其清严精进，未有逾此者也。”

黄鹤山有形胜可咏，有古迹可怀，风篁长笛，流水鸣琴，烟水夕岚，深嵌宋韵基调。时光凝作一纸岁月，苏轼、范成大、陆游、楼钥、鲜于枢、王蒙的身影，仿佛仍在山水间浅吟低唱，让千年文脉于灵山秀水间绵延不绝。

星桥，这片因桥得名的土地，宛如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，将历史的厚重与当代的创新活力完美交融，续写着属于自己的风华。五云星桥、赤岸班荆虽不似旧时，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仍通过王蒙小学、星灿学校等载体得以传承；天都公园、小埃菲尔铁塔广场等建筑，赋予星桥国际化风貌；杰立颂香望庐、天都城·上塘源著等居住项目，打造品质生活；方兴渡微度假文旅综合体则为市民送上“诗与远方”的近邻选择；上塘河畔绿道既保留自然生态，又融入人文景观，绘就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动画卷。纸上驻青山，卷中伫绿水。张尔嘉《临平图》里的槎渎桨影、佛日钟声，从未远去。它们与星桥当代新景交相辉映，让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同频共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