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天雨助官政，泫然淋衣缨。”倏然想起当年苏东坡在此开运盐河雨中督役的诗句，心中不免多了几分凄楚。眼前的戊寅公墓孤零零的，如一抔黑土，唯有墓旁一汪死水，被风激起一圈圈涟漪，残留岁月的痕迹渐隐渐现。

我触景生悲，移步至碑亭，往事历历，回溯心中……

“戊寅公墓”位于乔司街道保庆桥西北侧，又称“千人坑”，是日寇侵华的铁证。

乔司是毗邻钱塘江的历史名镇，初名仁和镇。北宋端拱元年（988），仁和镇改名汤村镇。当年苏东坡初任杭州通判时，曾奉运司檄来此督役开河，以便利运盐，写下《汤村开运盐河中督役》一诗，记录此事，抒发亲政恤农的情怀。南宋灭亡后，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追忆钱塘盛况与城市风貌，其中提及汤村：“临平、汤村镇诸市，因南渡以来，杭为行都二百余年，户口蕃息，商贾买卖十倍于昔，往来辐辏，非他郡比也。”沧海桑田，明永乐十三年（1415），汤镇毁于江潮；明嘉靖年间（1522-1566），汤村再次崛起。至民国时期，乔司已颇具规模，镇上居民两千余人，屋舍千余间，市分里外两街。由东而西的老街，横贯2里多长，各式店铺鳞次栉比，商贾雁次相缀。商市以药材、麻布、络麻、棉花、食盐为大宗，竹笋、韭芽、甘蔗、黄金瓜等小买卖亦充盈街头，加上交通便利，乔司早就是颇有名气的农副产品集散地。镇上还兴办了学校、图书馆，开设汽车公司、茧行，甚至建有电气厂、足球场，一派兴旺景象。

然而，风云突变。日军占领乔司后，在镇北平家桥边设置兵营，在五仙殿、井弄口等处设立岗哨。这些强盗脚跟未稳，就开始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：镇上居民有无辜遭凌辱殴打者，财物被抢、性命被害事件屡见不鲜。日军还频繁骚扰民众，闹得方圆十里不得安耽，一日数惊，鸡犬不宁。

1938年2月17日午夜，驻防钱塘江南岸的国民党62师，调集100多名爱国官兵，由该部情报组长鲁清、副组长贾龙文为向导，自萧山越过钱塘江，暗度陈仓，奇袭乔司日军据点，直扑平家桥兵营。当时，镇上日军疏于防备，我军官兵迅速完成包围。一时枪声大作，日军从梦中惊醒，猝不及防下，大部分日军未及反抗已命丧黄泉。不过一个多小时，歼日军40余名，残余少数如丧家之犬，连夜逃往笕桥机场。

《乔司·正月十九》 钱景茂/手绘

次日一早，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军不顾国际公约，迁怒于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，集结笕桥、临平等地200多名日军，荷枪实弹赶赴乔司，派兵把守各路口，封锁通道。上午8时左右，整个乔司镇被团团围住，如铁桶般水泄不通。一队队日本兵气势汹汹，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，借口搜寻昨夜偷袭的“支那兵”，挨家挨户搜捕无辜百姓，稍有反抗便予枪杀。他们又从北街开始放火烧房，并用机枪扫射惊慌奔逃的百姓，如同发疯的野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见屋就烧，逢人就杀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开始。顷刻间，家家户户的房屋冒出火舌，借着风势越烧越旺，吞噬整个小镇。大街小巷里，百姓哭喊着狂奔乱跑，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。起初，日军从东面包抄，西边的保庆桥成了百姓逃生的主要通道。孰知没多久，大批日军赶到，于此处对百姓进行成批枪击与刀劈。公路上、桥头边、池塘旁，到处都是被害百姓的尸体，横七竖八，血流成渠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曾听当年死里逃生的张宝福讲述“戊寅惨案”的细节：黄源兴酒店的一名伙计，被鬼子用指挥刀拦腰砍中，肚肠流出体外；西街的金宝珠孤身逃到桥下，仍被日军发现杀害；城隍弄的汪凤珍和另外几位妇女及孩子，想偷偷坐船逃出保庆桥，却遭桥头鬼子枪击，最终只有汪凤珍和一名婴儿在同伴尸体的掩蔽下，躲藏整整一夜方得以脱身……

9时左右，日军再次搜查，把未来得及逃脱的三四百名百姓，强行押解到保庆桥附近的汽车站关押。整个车站被恐怖气氛笼罩，被押百姓无不面露恐惧与不安。鬼子愈发恣意妄为：他们从人群中拉出一人枪杀，再拉一人杀害，如此反复，百姓接连倒下。日本兵还将遇难者尸体拖到车站旁的池塘里。被拖行时，两脚朝上，身首着地，有的双手仍在痉挛抽搐，嘴里还残留着一丝呻吟。一次枪杀一个，日本兵嫌速度太慢不过瘾，便改为一次叫出两人乃至数人集体枪杀。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只能束手待毙，一个个做了厉鬼冤魂。

除了向保庆桥方向逃跑，另有一批群众涌向五仙殿方向，却同样难逃厄运。成队百姓被捆绑后，押到杜曹庙，与保庆桥边关押的群众一同遭到屠杀。第二天一早，日军又从笕桥增兵赶赴乔司，将搜捕到的上百名群众尽数杀害。

此后，日寇还扩大了烧杀掳掠范围，乔司方圆十里的村子都在劫难逃，一片腥风血雨。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持续了整整3天，最终乔司沦为一片废墟，尸横遍野，连天地都显得昏暗灰黄，混沌而沉滞。

偌大一个古镇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竟无人敢居住。遭遇空前劫难的乔司，唯有无数冤魂在萦绕。日本帝国主义令人发指的暴行，直接导致乔司的经济社会与民生发展倒退数十年！

1941年，由方寿僧等人发起，乡人们收拾尸骨，垒泥成坟，便是有名的“戊寅公墓”，而更多人习惯称之为“千人坑”，这是十分确切的。人的生命在这里被排列得如此挤压、局促，如此具有概括力，历史都会在这里沉思。

广场东南角，一幢粉墙黛瓦的平房被布置成“侵华日军乔司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”。花隐墙垣，枝叶疏淡；即便无风，因心幡动，枝影亦曳动不止。

明田艺蘅在《留青日札》中记载：“杭有鳏、寡、孤、独四山，皆孑然无依、挺然独峙。今孤山在钱塘西湖，世所著者。独山在仁和横里，亦通津，人皆望而知。”

独山在崇贤街道龙旋村，海拔82米，不算巍峨，却以孤峙之势自成气象。钱唐周天度在《丁山湖游记》中这样描述：“出北关二十里，至横泾桥，东望有山篑然，曰‘独山’。舟溯桥而入，行可五里许，曰‘横里村’。居民数十家，背山临溪，茅屋在桑枣中，如罨画然。盖独山西麓也。”清道光年间，举人马慕兰居独山之北，曾赋《独山十二咏》，歌颂独山一带美景。

那也是一个雨天，雨势不大，却在斜风裹挟下横着往脸面上扑，头发被淋得湿漉漉的，让人魂魄欲断。

独山碉楼隐在一片蓊郁的山林间。这座颇有名气的建筑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，由当地林姓村民建造，故又称“林宅”。碉楼坐西朝东，平面呈矩形，为三开间两层砖木结构，硬山顶设计，总建筑面积406平方米。一层设回廊，四周外墙采用块石砌筑、水泥勾缝，二层则改用石灰勾缝。1940年前后，日军将其整修改造，用作军事据点，与分布在临平火车站、中山桥、一号桥、龙兴桥、西阳桥、临平山等地的9座碉堡一道，成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力证。如今，这座碉楼充满了古朴气息，遗留着历史痕迹，见证着烽火岁月。

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独山碉楼被布置成展馆，通过留存的实物与史料，悼念在抗战中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临平死难同胞，缅怀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、为国捐躯的英雄烈士。

日军占领杭县临平、塘栖期间，除沦陷初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外，统治期间还大肆掠夺当地资源和民间财富，致使生灵涂炭、财产殆尽，百姓深陷空前灾难。

日机轰炸杭州后留下的惨景

因杭县地处浙北战略要冲，境内笕桥机场（现属杭州市上城区）、沪杭铁路等均为日军觊觎的重要军事目标。自淞沪会战后，日军便对杭县展开持续轰炸。1937年11月16日中午，多架日机轰炸临平，在其其弄、曹泥船、150号铁路桥等处投弹5枚，同时用机枪扫射，造成9名群众死亡、l0人受伤，6间民房被炸毁。《临平镇志》（1990版）有详细记载：“1937年11月16日中午，天气晴朗。曹泥船居民曹家福，与其父曹叙生、妻子康杏英及襁褓中的儿子，一家4口，午饭刚毕。曹叙生在门前向经过之盐贩袁阿林买盐，此时隔壁家福之兄曹妙法突然大喊：飞机，飞机。康杏英抬头外望，只见几架日机在西面天主堂上空盘旋，几乎同时，西面传来轰然的炸弹声。康杏英不假思索抱起儿子窜出屋外，向东奔出不足l0米，一枚炸弹便在曹家东侧落下。康杏英魂飞魄散，怀抱儿子猝然倒地。一刻钟后，康神志稍复，只觉浑身浸在血水中，痛彻骨髓，低头发现怀中婴儿被弹片削去头盖骨，她自己的右手中指被炸断，右足跟外侧被炸伤。挣命返归自家屋前，她又见公公曹叙生头骨被炸去，血肉模糊，与盐贩袁阿林均倒卧血泊中。曹家福虽幸而无恙，却瞬间痛失父亲与儿子，妻子又遍体鳞伤，一时心胆俱碎、涕泪如雨，深恨日寇之残暴！事后检查，康杏英上衣留有24个弹片小洞，20余处皮肤被弹片碎屑划伤，均非致命伤，得以侥幸存活。囿于当时医疗条件，她脚跟中残留的弹片直至1986年才在县医院取出，至今保存，志不忘也！

日机轰炸杭州后留下的惨景

是役，日机在镇东南隅环150号铁路桥共投炸弹5枚，无一命中桥墩：第一枚投于其其弄北口；第二枚落在曹泥船曹家福家门前，即曹叙生、袁阿林殒命处；第三枚落在曹家东侧，即康杏英中弹处；其余2枚分别投在150号铁路桥旁与永平庵墙脚。日机同时以机关枪来回扫射，除曹叙生、袁阿林及曹家婴儿外，10岁孩童曹柏年被炸死，曹春荣被炸去下巴骨死亡，曹登生被弹片贯穿腹部致死，曹阿泉母亲被炸开胸膛身亡，李茂成之子李小毛在150号桥主动维持秩序时遭机枪扫射而死，另有一名从南沿港前来念佛的婆婆被炸死。伤者除康杏英外，还有曹春荣之姐等十余人，同时被炸毁房屋6间，船1只，牛1头，伤者死者均属手无寸铁的平民。日机对无辜平民如此狂轰滥炸，其凶残程度令人发指。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”平民百姓如无匡家武装力量之保护，其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之事实，已坦陈于吾人之前。

日军对杭县的轰炸远不止这一次。1937年11月11日，日机3次空袭塘栖和临平铁路沿线，炸死21人、伤18人，炸毁民房50余间。1937年12月24日，临平沦陷。这天，日军50余人从长安镇沿铁道西进，行至龙兴桥后向北至杭善公路旁的胡石罅纵火烧屋，43间房子成了一片废墟。1938年5月17日，日寇再次出机轰炸塘栖，陈凤良等15人不幸遇难。这些浸透血泪的记录，字字句句都是日军侵华暴行的铁证，亦是中华民族永不能忘却的伤痛记忆。

日军占领期间，为维护统治，除在“军事行动”中屠戮平民、为报复中国军队抵抗而滥杀无辜外，更以无故杀戮、秘密暗杀等手段残害百姓。1938年9月22日，日伪军窜扰笕桥、乔司一带，杀害平民50余人。同年11月30日，日寇抓获11名无辜百姓，诬陷其为游击队，其中4人被砍头。1939年12月5日，沪杭铁路临平段附近一列火车被抗日武装炸毁，翌日，30名当地农民，连同妇孺在内，遭日宪枪决，“盖日军指彼等未以铁路下埋地雷事报告日当局，乃协助游击队也”。1940年5月，塘栖一家铺子的40名挑夫前往杭州运货，途中被日军全部杀害。1942年，塘栖镇13名男女试图脱离日军控制逃跑，被抓获后尽数杀害。同年，塘栖日军勾结汉奸侯文麟，将13名不愿为日军效劳而逃往德清的群众追捕返塘，杀害于老车横。其中一名孕妇，被日军用刺刀戳入腹部，胎婴和肚肠被挑出体外“示众”，场面惨不忍睹。

日军掠夺中国百姓的鸡、鸭、蔬菜等物

日军在掠夺生命的同时，更对杭县的文化资源与民间财产进行系统性劫掠。1937年12月24日，日军纵火焚烧杭县教育会和杭县区立图书馆，抢走书籍18970册；1943年11月11日，日伪军在杭县星桥乡佛日寺，捣毁并抢劫寺内铜器、锡器1万余斤，价值200余万元；1944年12月5日，日伪军掳劫杭县大云乡，劫夺食米38.5石，棉被15条，棉衣135件，土丝222两，丝绵35斤，土布绵绸70.5丈，锡器35斤，现金50680元，以及其他财物；1944年12月8日，驻塘栖日伪军秦克武部会同张华夫部共200余人，在超山、独山等地抢掠粮食，谷米1000余石；当日下午，另一股60余人的日伪军自拱宸桥出发，窜至南屏乡前村，抢劫公粮数十石，并将陈姓坟树数十株全部砍光；1944年12月18日，驻塘栖日伪军60余人窜至超山，强行抓捕30余名民夫，并将上圣殿洗劫一空。

据《杭县志稿》记载：11个乡（镇）统计，民国27年被杀群众达368人，总发电量为160千瓦的5座电厂被破坏。《浙西抗战史话》民国34年统计，日伪侵占期间，仅棉麻两项损失，一年即达法币632万元，还损失牛2500头，羊10.1万只，猪5万头，鸡16万只，鸭5万只，蚕茧4.68万担，土丝0.12万担。据陈文《一年来的杭县政情》载：在抗战中死亡14325人，伤残4450人，建筑物损毁约值32.586亿元，器具损失约值29.155亿元，农产物损失约值730.426亿元（均按民国35年6～7月份币值计算）

“人生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”回顾实在是一种负担，让人的思绪费力地停留在已消逝的辰光里。风仍在吹，雨还在下，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。独山脚下蓊郁的山林肃穆寂静，我的心绪仿佛与风雨混成一团，如风呼啸，似雨捶打。眺望远方，横泾港经独山北侧的山后路村逶迤而去，与众多水塘连成一片，水波浩渺；田间莲芰红白相间，翠绿相萦，景致渺茫如诗画。这些又勾起我悠长的遐思：日军在杭县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，即便过去八十余载，但时间的沉淀往往能让历史的真谛愈发清晰，继而在心灵的碰撞中催生一种强有力的感悟，平添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纵使逝者流水，白云苍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