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朝节，是以赏花、祭花、祈福为核心的仲春节庆活动，承载着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与极致的审美追求，是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中最富春日意趣的存在，被誉为“中国最美的节日”。今年3月21日，超山举办首届花朝节，循着千年古俗足迹，既完整延续了古礼精髓，又巧妙融入宋韵风雅与山野意趣，让这一传统节日在江南山水间重焕生机，也让今人得以穿越时空，触摸古人的春日浪漫与文化情怀。

南宋吴自牧在《梦粱录·卷一·二月望》中记载：“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，浙间风俗，以为春序正中，百花争望之时，最堪游赏。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、古柳林、杨府云洞，钱湖门外庆乐、小湖等园，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、张太尉等园，玩赏奇花异木。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，极为可爱。此日帅守、县宰，率僚佐出郊，召父老赐酒食，劝以农桑，告谕勤劬，奉行虔恪。”

这段文字清晰还原了南宋临安花朝节的热闹景象，也明确了二月十五——仲春望日，是当时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花朝节日期。仲春时节，江南大地暖意渐浓，草木抽芽吐绿，百花次第绽放，整个临安城被春日生机包裹，正是一年中最适合出游赏景、亲近自然的时节。临安百姓纷纷走出家门，涌向城外各处园林，形成春日里最热闹的民俗盛景。

据《梦粱录》所述，当日游人主要集中在三处：钱塘门外的玉壶园、古柳林、杨府云洞；钱湖门外的庆乐园、小湖园；嘉会门（今凤山门）外的包家山及权贵私园。这些园林花木繁盛、景致清幽，是当时临安人游春赏花的首选之地。其中，包家山的桃花尤为出名，盛开时漫山遍野、层层叠叠，远远望去如锦缎织就的屏风，明艳动人，成为花朝节最具代表性的景观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南宋临安的花朝节并非单纯的民间游赏活动，更承载着官方劝农的重要功能。二月十五当天，临安府知州、钱塘县县令等地方官员，会带着僚属出城，在郊外举行劝农仪式：召集父老乡亲，赐予酒食，劝勉百姓勤于耕织、不误农时；告诫民众新春已过，农闲将尽，应及时投入春耕生产，莫负春光、莫误农时。这一仪式庄重而务实，既体现官府对农事的高度重视，也传递出对民生的深切关怀，是古代“以农为本”思想在岁时节日中的具体体现，让花朝节在热闹游赏之外，更添一份厚重的社会意义。

南宋时，超山已是远近闻名的赏梅胜地。花朝时节，香雪海余韵犹存，都城仕女沿运河北上，到超山踏青赏梅、簪花游赏。报慈圆满院的浮香阁更是雅集之所，文人雅士在此品茗赋诗、题咏梅花，将花朝民俗与超山梅景完美相融，成为南宋春日里一道独特盛景。

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，不仅为研究宋代江南岁时风俗、城市生活、园林文化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细节，更为超山举办花朝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溯源与传统依据。正是这份跨越千年的史料记载，让千年花朝习俗得以在今日江南山水间延续与活化。

春分刚过，春意渐浓。3月21日，以“超然山水 花朝之约”为主题的超山首届花朝节，在杭州临平拉开序幕。一场在江南流传了千百年的春日雅事，就在这片以“十里梅花”著称的山水间缓缓铺展。

仲春时节，梅花已到晚花期，白梅、红梅的盛景虽已过去，但绿萼梅清雅、美人梅艳丽，香雪海的余韵萦绕，行走山间，暗香依旧。梅花未谢，百花已醒，将超山装点得色彩斑斓。山茶正当盛花期，红、粉、白、紫各色花卉成丛成片，开得热烈而沉静；迎春、连翘铺满坡地，一片明黄；杏花、桃花初绽枝头，粉白的花瓣点缀在嫩绿的枝叶间，娇嫩欲滴，惹人喜爱；海棠含苞待放，二月兰、油菜花在林下路边铺展成紫黄相间的花毯，清新自然；雪柳、喷雪花白花满枝，春风一吹，花枝轻摇，花瓣飘落，像落雪般灵动飘逸，氛围感十足。这“晚梅犹俏，百花争发”的天然时序，暗合了花朝节庆贺百花生辰、礼赞春回大地的古老内核，为这场人文节庆提供了丰厚灵动的自然背景。

超山花朝节并非凭空创设的新节，其根脉深植于江南地域的历史土壤与民俗记忆。清人王同《唐栖志》有载：“超山，旧志以其超然出于皋亭、黄鹤之外而名。山有石鱼石笋，他石多异形，如人兽状。上有水旱二龙洞。超山多梅花，中无杂树，南有南宋古梅数十本，花时游人极盛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出其名之超然、其景之纯粹，更点明此地梅花种植史可追溯至宋代。如今举办超山花朝节，以《梦粱录》所载临安花朝古礼为蓝本，将传统赏花游春、祭花祈福的习俗，与超山千年赏梅传统自然融合，让千年风雅在超山脚下重现生机。

在大明堂，人们恭贺百花生辰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体现了古人惜春、敬花、爱物的心意，为节日定下文雅庄重的基调。身着传统服饰的花神仪仗从祭台出发，沿花径巡游。她们发髻插着鲜花，衣袂轻扬，与花海相映，像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一般。

景区特设宋韵雅集与花朝驿站，邀游客沉浸式体验拓印、篆香、画团扇等传统雅事，在指尖流转间感受宋代点茶的清醇、插花的雅致，尽览宋韵风华。市集之上，花神糕、花酿、梅花茶点等特色美食错落陈列，将山间花香凝于舌尖，每一口都是春日独有的清甜与温润。除此之外，手工艺品、非遗佳作点缀其间，游客可效仿古人，系上护花彩带、身着汉服漫步花海，在一步一景、一食一韵中，沉浸式邂逅春日里的诗情画意，不负仲春好时节。

花朝节的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。《礼记·月令》载仲春物候，“玄鸟至，日夜分，雷乃发声，始电”，成为后世春日节令的时序依据。汉代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记“女夷鼓歌，以司天和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”，“女夷”被视作早期花神崇拜的雏形。宋代曾慥编纂的《类说·花木录》载，“魏夫人弟子善种花，号花姑”，后世亦奉为花神。古人由花木荣枯感念自然生机，逐渐形成祭祀花神之俗，蕴含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观，以敬花爱花表达对自然的感念，并与农耕节气有机融合，构成花朝节形成的思想与实践基础。

该节日在江南定于仲春，契合“春回大地，百花竞放”的时令，举办庆典礼赞花神、顺应天时，体现了“天地交感，万物化生”的传统自然观。

魏晋时期，花朝节俗初步形成。“花朝”一词首现晋代周处所著《风土记》：“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，百花竞放，乃游赏之时，花朝月夕，世所常言。”此时以民间自发游春为主，尚无固定仪式和日期。

唐代是花朝节的重要发展阶段，文人将花朝与中秋并称“花朝月夕”，成为宴饮赋诗的良辰，白居易、李商隐等诗作中屡见“花朝”意象，节日文化内涵大为丰富。

自宋代起，花朝节日期渐趋固定并出现地域分化：北宋开封以二月十二为花朝；南宋临安（杭州）及江南多地以二月十五（仲春望日）为节，与中秋（八月十五）对应，称“月半佳节”，地位显著提升。随着市民阶层兴起、市井经济繁荣，花朝节从文人雅事演变成全民盛事，赏花、游春、市集等民俗全面兴盛。

明清时期，花朝节走向鼎盛，南北花市、庙会盛行，习俗愈加丰富。江南有“小花朝”（二月二）、“大花朝”（二月十五）之分，水乡盛行游湖赏花，北方流行踏青、女子簪花。文人雅集、吟诗作赋、品茗赏花成风，节日兼具民俗性与艺术性，成为全民参与的春日盛会。

近代以来，受社会变革影响，花朝节逐渐淡出主流视野，仅在江南、岭南地区保留零星习俗。二十一世纪后，花朝节重回大众视野。它的复兴，是对传统文化的唤醒，也是中华文明“敬天惜物”精神的体现。

如今，超山花朝节的举办，既是对江南古老花朝传统的延续活化，也深度挖掘了超山的文化与生态价值，实现生态、文化、旅游、地方认同的综合提升。从古时系红赏花的雅趣，到今日汉服与花海的交融，花朝节始终以独特的美学意蕴，诠释着国人对生命与自然的深情礼赞，承载着千年江南的文化根脉，在岁月流转中，代代赓续、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