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的热播，让吴越国钱氏家族的治世功绩，再次穿透历史烟云，走入大众视野。五代乱世，中原板荡，吴越国三代五王却以“保境安民”为立国之本，凭七十二年的安定治理，为东南沃土筑起安宁屏障；而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的抉择，更彰显出家国大义的胸襟，为百年后南宋建都杭州埋下伏笔。

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吴越史诗中，临平既是钱镠治水安民的战略要冲，也是拱卫京畿的稳定屏障，亦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，见证了钱氏部下对“保境安民”理念的忠实践行。这片土地上留存的钱王印记，已然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情感纽带。

1 建制沿革 钱江置县与仁和更名的太平深意

吴越国的行政建制，深刻塑造了临平地区的地理格局。后梁龙德二年（922），面对杭州城日益繁密的市井与不断扩张的城廓，年近七旬的钱镠深知旧有县域难承发展之重，于是力排众议，划割钱塘、盐官二县濒海之地，并入富春县长寿、安吉二乡，设立钱江县，与钱塘县并列为杭州附郭县。这一举措不仅擘画了杭州城的“东拓蓝图”，更标志着临平正式纳入吴越国的核心治理圈层。

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，即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次年，钱江县更名为仁和县。《十国春秋》卷一一二载：“吴越割钱塘、盐官各半及富春之长寿、安吉二乡置钱江县。后忠懿王纳土，改钱江为仁和。”从“钱江”到“仁和”，名称的更迭既是对钱镠“兴水利、安黎民”治世理念的赓续，也寄托了百姓对太平岁月的恒久期盼。

临平辖内的乔司街道，初名仁和镇，虽几经更名，却始终与“仁和”这一源自吴越的地名血脉相连。这仿佛是镌刻在土地上的历史密码，诉说着那段乱世安民的过往。回溯前史，唐中和四年（884），沈夏“以所得众七千余人聚于临平山下……择幼弱者尽杀之”（《吴越备史》卷一）；开平三年（909），沣举兵叛乱，“焚义和、临平镇”（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》）。这些血色记忆，更为“仁和”二字平添了分量，见证了这片土地从动荡走向太平的艰难历程。

2 将门风范 曹氏三代对保境安民的忠实践行

临平有弄名将军殿，南通西大街，北连木桥浜。弄名之由来，皆因弄南口东侧旧有一座将军殿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将军殿濒临上塘河，五间两进，中设天井，东西厢房朱窗半掩，殿内红烛长明，供奉着红、白两尊神像。红菩萨是殿中主祀的“曹将军”，面如重枣，身披铠甲，按剑而立；白菩萨则是临平土地神，慈眉善目，手持如意。

曹将军何许人也？这还得从五代十国烽火连天的岁月说起——他便是钱镠一手提拔的临平都将曹信，也是钱镠“保境安民”国策在临平的忠实践行者。

唐乾符年间，黄巢起义军席卷东南，兵锋直逼杭州。作为杭州东大门的临平，百姓惶恐不安。时任临平都将的曹信，遵照钱镠“坚壁清野、保境安民”的号令，率领乡勇加固城防，在临平塘岸设伏，成功捍卫乡里，使百姓免遭战火荼毒。曹信功绩深得钱镠赏识，后被任命为嘉兴监事，累官至司徒。沈谦在《临平记》中赞道：“唐末盗起，信等八都之兵以保障东南，吾乡之赖以免锋镝者，信等之功也，当与吴越王并传也夫！”

曹信之子曹圭，自幼长于军营，深得钱镠治军精髓。钱镠见他指挥有度、军纪严明，遂命他镇守嘉兴、苏州。淮南国曾多次进犯吴越边境，曹圭谨遵钱镠“以守为攻、攻心为上”的策略，坚守城池，不与敌军硬拼。一年元宵，城中张灯结彩，曹圭却下令打开城门，将淮南战俘带到灯市前，指着沿街市井繁华、百姓安乐之景说：“吴越之地，年年如此，尔等何苦来犯？”随后设宴款待战俘，赠予银钱，放其归国。战俘归营后，纷纷诉说吴越的安定富庶，淮南军士气大挫，自此再无大规模进犯。对此，沈谦感叹道：“镇将子圭，屡立奇迹，吴人世食其德，利益非浅也。前有范明，后有曹圭，临平何多名将哉！”

曹仲达，原名曹弘达，是曹圭的儿子，生于临平。曹圭对他督教甚严，即便寒冬也不许他穿丝绵御寒，日常膳食与仆役无异，又命他每日搬运砖石，以磨砺意志。曹圭在姑苏（今苏州）任职时，替仲达向睦州陈询求婚。迎亲路过杭州城时，钱镠见到曹仲达，视其为奇才，便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。此后曹仲达屡获升迁，历任台州、婺州刺史。钱元瓘袭位后，命曹仲达代理政务，拜为丞相。辅佐钱元瓘时，曹仲达再度摄理政务。当时朝廷大行赏赐诸军，却有军士以赏赐不均为由喧哗鼓噪，甚至拥兵拒赏，局势一时难以遏制。曹仲达出面晓谕安抚，众军士方才放下兵戈，肃然行礼。钱元瓘临终前，为钱弘佐选定三位顾命大臣，其中便有丞相曹仲达。钱元瓘、钱弘佐对曹仲达十分敬重，只称“丞相”，从不直呼其名。钱镠对曹信祖孙三代的赏识与重用，背后是他对临平战略地位的深刻认知。

曹氏祖孙三代的功绩，为临平百姓世代铭记。将军殿内的红袍神像，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象征。俞樾曾为张春岫所赠《临平图》赋诗，其中有“红墙剥落将军祠”之句，自注云：“居马家弄时，迤西有曹将军庙。将军名信，唐乾符时人。”明代丁养浩《游临平山》诗序里，亦有“谒曹将军祠”的记载。

3 治水安澜 捍海石塘与临平的千年福祉

临平区境原濒临钱塘江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描绘道：“浙江之潮，天下之伟观也。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。方其远出海门，仅如银线，既而渐进，则玉城雪岭，际天而来，大声如雷霆，震撼激射，吞天沃日，势极豪雄。”千百年来，钱江潮或由风暴助势肆虐，或因涌潮冲毁堤塘，吞噬田舍，人畜溺亡。最早记录钱塘江河口段潮灾的文献是《旧唐书》，该书《五行志》记载：大历十年七月己未夜，杭州大风，海水翻潮，飘荡州郭五千余家，船千余只，全家陷溺者百余户，死者四百余人。

自钱镠定都杭州，亲眼目睹江潮肆虐的惨状后，便立下根治潮患的宏愿。他曾慨言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若江潮不除，百姓无安身之所，何谈治国安邦？”正是这份以民为本的初心，推动他开启了一项泽被后世的治水伟业。后梁开平四年，即吴越天宝三年（910），钱镠调集民工修筑百里捍海石塘，采用“石囤木桩法”，即编竹为笼，笼内置石，积叠成堤，再在堤外立木桩十余行，最终构筑起一道“水上长城”。

为鼓舞治水军民士气，钱镠还亲赴施工现场督工。民间更流传着“五百强弩射潮头”的传奇：当大潮汹涌而来时，钱镠下令士卒以强弩齐射潮头，以这种极具仪式感的方式，彰显人定胜天的决心。

临平因紧邻钱塘江，长期受潮汐倒灌之苦，区域内河湖水系常因潮水顶托出现排水阻滞、内涝频发的状况。捍海石塘建成后，临平的农业生产彻底摆脱了潮水侵袭的威胁。临平湖虽未直接纳入钱镠钱塘江海塘工程体系，却因吴越国整体水利建设带来的区域水患缓解，成为间接受益者。原本与江海相通的水域，在海塘的阻隔下逐渐演变为内湖，面积达3000余亩，为临平农业发展提供了充沛且稳定的水源。

得益于水利体系的完善与“保境安民”的社会环境，吴越国时期的临平农业兴旺，“桑麻蔽野，米价低廉”，在乱世中勾勒出一幅罕见的富庶图景。此后，临平的农田灌溉水源得到稳定保障，因潮患荒芜的土地被重新开垦，粮食产量逐年攀升，逐渐发展成为杭州东郊重要的产粮区。宋代，临平湖的围垦与永和堤的修建，延续了吴越国圩田开发的思路，通过筑堤围湖进一步完善农耕水利格局。明清时期的海塘修筑工程虽在技术上有所革新，但“因势利导、因地制宜”的治水理念，与钱镠时期一脉相承。水患的平息不仅稳定了区域社会秩序，更吸引大量人口迁居临平，促进了当地商贸与手工业的繁荣。如今，乔司古海塘遗址上，那些被潮水冲刷的巨石、深埋地下的木桩，依然默默诉说着钱镠与先民抗御海患的英勇往事，见证着钱塘江流域沧海桑田的变迁，更成为研究杭州城市空间发展脉络的重要历史地理坐标。

4 史迹寻踪 钱王在临平山水间的印记

临平的山水之间，至今留存着许多与钱王相关的历史遗迹，每一处都藏着一段鲜活的故事。

民间传说中，钱镠被描绘为拥有“赶山鞭”神力的人物，常以赶山为乐，曾将山头赶至临平，化作临平山（又称“拎瓶山”）。虽无史实依据，但这一传说恰恰反映了钱镠在民间的形象——他是临平地理环境的塑造者，是这片土地的建设者与守护者。

钱镠未发迹时，作为董昌的部下巡行东南，途经临平。时值酷暑，口干舌燥，他在路边发现安平清泉，俯身掬水而饮，只觉甘甜清冽，疲惫顿消。他望着泉眼说道：“他日若能成事，必当记此泉恩德。”

临平山上的磨剑石，见证了钱镠早年的戎马生涯。据说钱镠年轻时在临平山隐居习武，每日于巨石上磨砺宝剑。《临平记》“钱镠磨剑石在临平山”条下注：“郭绍孔曰：剑池，俗称铸钟潭，当塔院盛时，鼓鞲于此，亦未可知。然池傍多细骼，岂后作普同塔，为撒骨地乎？”相传石面上留有数道深深剑痕，仿佛诉说着钱镠“一剑平吴越”的豪情壮志，成为吴越国开疆拓土的象征。

临平山巅原有塔，山和塔均为行旅接近杭城的标志。昔时，上塘河为京杭大运河主道，北来船舶多在此停泊过夜，“暮役朝行此可停”，恰为游人驻足观景提供了契机。苏东坡笔下“谁似临平山上塔，亭亭。迎客西来送客行”，以塔寄寓离情，成为千古绝唱。该塔为钱镠所筑，钱氏在临平建塔的时间，当在后梁开平元年（907）至后唐长兴三年（932）之间。

小丁山位于超山接坝桥北，突起坂中，高寻丈。山顶有石穴，长广盈尺余，中有泉水，大旱不涸，相传为钱武肃王足迹所经。传说虽诞妄，而父老相传，言之凿凿。如今小丁山山顶的石穴，形状酷似人足，虽无确切史料佐证，但当地百姓坚信这是钱镠的足迹，常有游人上山瞻仰。

5 古刹流芳 钱王建寺与临平的千年梵音

唐末五代，藩镇割据，战乱频仍，而钱镠奉行“保境安民”“休兵息民”的治国方略，重农桑、兴水利，使两浙之地迎来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。其间，佛教盛极一时。南宋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：“九厢四壁，诸县境内，一王所建，已盈八十八所，合十四州悉数数之，不胜举目矣。”这正是钱镠“保境安民、兴教安邦”政策理念的生动体现。

据记载，“大安寺，在临平山北小林镇。梁贞明二年吴越王建，定慧禅师为开山祖。”（明吴之鲸《武林梵志》卷四）“安隐院在临平山之南，清泰元年吴越王建，旧名安平，或谓安平以前又名永兴。”（南宋咸淳《临安志》卷八十一）“吴越王钱弘佐建佛日院于临平桐扣山。”（《临平记》卷一）这些寺院与钱王所建的涌泉院、兴善院、保庆院等，共同构成了临平的佛教文化版图。

佛日寺作为宋代高僧契嵩的驻锡之地，曾与灵隐寺齐名，被誉为“东天竺”，引得苏轼、秦观等文人墨客慕名到访；而今棋盘山南麓的佛日隆昌寺，延续了昔日香火兴盛之气象。安隐寺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四代重建，如今安隐寺（安平泉）遗址公园成为临平的重要文化遗址。诸寺虽湮没于岁月，却依然是承载太平愿景与乡土情怀的文化符号。

从地名更迭到人物传奇，从水利工程到古建遗存，临平的每一处历史印记，都在诉说钱镠与这片土地的深厚渊源。钱王“保境安民”的智慧、“治水兴农”的担当，以及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的大义，早已融入临平的山水人文，成为跨越千年、滋养后世的精神财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