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谦《临平记》（光绪甲申春仲钱塘丁氏刊）卷前附《临平图》，系清人张尔嘉所绘。张尔嘉（1833－？），字子谋，号春岫，仁和人，世居“桐扣之槎溪”，身世显赫，先祖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循王张俊。元末，张俊后裔张舆、张辂兄弟迁居星桥，此事在明代王洪所撰《张母孺人吴氏墓碣铭》中有详细记载。张尔嘉作为张舆后人，承袭深厚家学传统。父亲张一士为清代诸生，著有《二铭斋诗钞》传世。清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张尔嘉考取诸生，却不慕世俗浮华，以耕读自乐，闲时作画咏诗，洒脱自适，所著《耕余集》在杭州文坛颇有影响。著名藏书家丁丙为之作序，称“敦孝弟，守礼乐，负耒之暇，信笔成吟，未尝刻意求工，而自无不工”，既彰显张尔嘉对传统美德的坚守，亦流露其顺其自然的艺术追求。

　　清代翟灏纂修光绪《艮山杂志》时，张尔嘉参与增补工作，帮助这部著作更全面、准确地反映杭州城东艮山一带的地理风貌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，张尔嘉两度遭遇劫难，劫后余生，撰写《难中记》，记录亲身经历，内容涉及太平军军制、商业、税收、知识分子政策等，其于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刊印的《庚辛泣杭录》，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在杭州活动的珍贵第一手史料。

　　张尔嘉所绘《临平图》，以上塘河为天然轴线，东起隆兴桥，西至半山、丁桥，北抵超山、塘栖，南达乔司（旧称汤村），涵盖如今临平区的核心区域。这幅温润的山水长卷中，星桥一带尤为夺目——黄鹤、佛日、桐扣三山矗立，上塘河蜿蜒环绕，河畔自白洋涧起，向西依次排布方兴渡、五云星桥、槎渡、岳庙渡，直至赤岸；山麓间则散落着丁山、横山、佛日寺、渥洼泉等胜景，山水相融间，尽藏临平千年文脉。

　　《临平图》所绘的白洋涧，地处今临平街道丁山社区（原为星桥乡丁山村），坐落于上塘河与丁山之间，历史可追溯至南宋。绍定三年（1230），范武捐财修筑永和堤，以阻挡鼎湖、白龙潭水患，南宋许应龙所撰《永和堤记》详载此事。后代经多次修筑整治，逐渐形成白洋涧水域。清代孙士毅《永和堤即目》一诗，为这片景致留下生动注脚：“才过榆荚雨，又值柳绵风。积水叠层碧，残霞明断红。榜讴花屿北，牧笛板桥东。春事难凭谁，溪边问钓翁。”诗句格调清雅，勾勒出一幅柳风拂面、渔歌牧笛交织的乡村画卷。涧上渔民或撒网捕鱼或渔歌互答，渐成“白洋渔唱”景观，跻身“东湖十景”之列。如今，涧河头仍留存永和塘水闸遗迹，周边还流传着“金门槛”“宝幢仙水”“龙驹宝马”等民间传说，为其增添几分神秘色彩，让千年水韵得以代代相传。

　　越过白洋涧即为方兴渡，此处原为上塘河渡口，亦为丁山一自然村名。“方兴”寓意蓬勃兴起，如今星桥打造的临平新地标项目便沿用此名。据《临平记再续》记载，历史上曾有方兴河，“自上塘东南一境农田灌溉，悉资赤岸、施何村、方兴三河”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，此处凭借便利水运，成为运河贸易的重要节点，见证了运河文明的繁荣与变迁。

　　自方兴渡西行三里，便是五云星桥。张尔嘉引用乾隆《杭州府志》记载：“五云星桥在临平安隐寺西五里，俗呼新桥。桥刻‘五云’字。此跨塘河大桥。”“五云”意象在古诗文中颇为常见，唐代骆宾王《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》：“瑞开三眷，祥洽五云。”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：“楼阁玲珑五云起，其中绰约多仙子。”李白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：“粉图珍裘五云色，晔如晴天散彩虹。”明代顾清《乡里诸公寄生辰诗各次其韵奉谢》：“五云阿阁聚鸾凰，岂有鹪鹩合并翔。”以上诗词中，“五云”或指五色祥云，或用于营造祥瑞、仙境等意境，展现了丰富的文化意象。桥刻‘五云’二字，更显星桥岁月涤荡、气象万千。

　　然而，公元12世纪20年代的星桥，并无这般祥瑞意境。靖康之变后，金军于建炎三年（1129）十二月追袭宋高宗，兵锋直指杭州，当地惨遭蹂躏。此前建炎元年（1127），陈通发动兵变，官居秘书监的李光在给友人翟汝文的信中提到，浙西提刑使高士曈从嘉兴赴杭州招安时，陈通部下在杭州城外三十里的“新桥”迎接。杭州当时有东新桥、北新桥、南新桥，结合星桥古称“新桥”及地理位置推算，此处“新桥”大概率为今星桥。兵变持续四月未平，金兵又分五路南下，虽未直接攻陷杭州，却在周边烧杀掳掠，星桥长期笼罩在战乱阴影中。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御营司统制官苗傅、刘正彦发动兵变，韩世忠被任命为“御营平寇前将军”，率军在临平、星桥、小林一带与叛军激战。韩世忠身先士卒，激励将士奋勇作战，“韩家军马战临平”的事迹至今为当地人传颂。另一场徐明兵变中，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曾参与平叛，《宋史·张俊传》载：“建炎二年，升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，寻破秀州贼数万，缚徐明斩之……时江、淮群盗蜂起，俊讨杜用于淮宁，赵万、郭青于镇江，陈通于杭州，蒋和尚等于兰溪，皆平之。”张俊为元末迁居星桥桐扣的张舆、张辂兄弟先祖。

　　南宋时，礼部尚书倪思也寓居星桥，租住在冯封桩家，《宋史》记载了他刚正不阿的处世风格，其事迹间接丰富了星桥的人文底蕴。元末明初，“元四家”之一的王蒙携妻隐居黄鹤山，山巅筑“呼鹤庵”，闭迹二十余载，潜心摹临古迹、研习画艺，各造其妙。宋宗室后裔赵廷采亦隐居黄鹤山，《南村辍耕录》作者陶宗仪有《送廷采还黄鹤山中》一诗，记录了二人的隐居生活与情谊。元末，张舆、张辂兄弟迁居星桥，《艮山杂志》载：“张舆居槎溪村，颜其庐曰‘竹居’。竹居在仁和槎溪村，明初张舆故居。张昱《竹居》诗为张中行题，‘南渡循王之子孙，文采风流今独存。既有绿筠为别业，何须画戟在高门。小堂翡翠横斜影，曲径苔莓散屐痕。好遣牵萝相补茸，几因风雨送黄昏。’”张辂曾陪同元左丞相鲁曾之孙逯西皋闲游桐扣山，作《陪逯西皋入桐扣山家分租》：“桐扣湾头暂泊船，闲陪杖履过前川。好山深似愚公谷，古井犹存孝子泉。半绿半红霜后叶，轻云轻雨日斜天。田家苦受官租急，县吏推门夜不眠。”诗作直面民生疾苦，成为临平文学史上少见的写实佳作。元代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博学能文，善楷书，工画墨竹，以书法入画，风格独具。元末流寓江南时，他曾在星桥逗留，与王蒙交识，留下《题黄鹤樵叟竹石》诗：“风落湘江秋正波，重瞳消息竟如何？竹间犹有斑斑泪，应是英皇恨更多。”

　　至明末清初，文人墨客与星桥的羁绊愈发深厚。沈谦作《新桥》一诗：“一岁屡经此，归舟已暮鸦。童山当驿路，野火人人家。尘网心原苦，田居兴倍赊。自今远城市，吾病久烟霞。”诗句抒发了诗人倦于俗务、向往田园的志趣，映照出星桥当时的田园风貌。其间，洪昇游佛日寺，作《赠佛日寺半闲上人》；厉鹗到星桥游览，作《石鼓亭》《宿佛日净慧寺》。文人墨客以诗为笔，为星桥山水添色，让文心与山水相融。

　　《临平图》中，过五云星桥便是槎渎，地处桐扣山麓，古图标示和睦连桥西的河道即为槎渎，北通星桥，南流赤岸。明成化《杭州府志》载：“槎渎与临平湖相近，去江则三十余里，槎溪疑即此溪也。六朝以江海灌输于此，名之曰渎。海道既徙，水渐堙塞，所存仅一溪径，遂名溪。而或称槎渡者，渡为渎之转语，有轻重。此称槎渡村，可知桥名槎渡，正以其地名桥也。”张大昌《临平记补遗》亦有记载：“槎溪今不著，惟官庄后河桥北，有四桥相向，西曰槎渡，东曰槎溪，南曰永乐，北曰丰乐，里俗总呼之曰和睦连桥……”元末，张舆、张辂兄弟徙居槎溪。清光绪《唐栖志》卷九记载，二人“洪武初迁塘栖泉漳之白华漾”，由此推测，张氏兄弟先居槎溪，后迁塘栖。张舆字行中，张辂字行素，兄弟二人皆通经史、善诗文，且笃守孝友之道，合著《联辉集》行世。其中，张辂两领乡荐，于永乐九年（1411）考中举人，终任临淄幕官，另著有《联萼集》。彼时，王蒙亦隐居槎渡之上黄鹤山。张辂为张俊后裔，王蒙是赵孟頫外孙，皆出身名门望族，却不约而同归隐山林，与长林丰草相伴，坚守士人对精神自由与文化品位的追求。至清代，世居“桐扣之槎溪”的张尔嘉接续这一文脉，一生著述颇丰，尤擅手绘地图。代表作《临平图》以线条的丰富变化勾勒山水的形质、蕴藉山水气韵、彰显山水意境，尽现国画技法与精神的“骨相”。它不仅是珍贵的地理信息载体，更生动描摹了晚清临平的社会、文化风貌，为研究地方历史、民俗文化留存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，真正实现了“地因人名，槎溪长留”。

　　岳庙渡，是上塘河航道进入临平境内的首个重要节点，河道宽三四十米，水流平缓，曾是古代漕运与客货运输的要道。渡口历史悠久，乾隆《杭州府志》载“鹤岭去城东北四十里，佛日寺前”，其名最早可追溯至唐宋。至南宋，渡口更名为“岳庙渡”。相传岳家军曾驻扎此地，百姓为纪念岳飞功绩，在渡口修建岳桥庙，渡口遂得名“岳庙渡”。这一传说承载着百姓对岳飞的敬仰，将家国情怀融入地名与文化记忆，使岳庙渡成为星桥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，亦是研究南宋历史、运河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珍贵载体。

　　过岳庙渡便是赤岸，此地旧有班荆馆。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二月，宋高宗赵构定临安（今杭州）为“行在所”，虽偏安江南，临安却仍是繁华的大都市，班荆馆也应运而生。“班荆”一词出自《春秋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将遂奔晋，声子将如晋，遇之于郑郊，班荆相与食，而言复故。”晋代杜预为其作注：“班，布也。布荆坐地，共议归楚事。朋友世亲。”意指朋友途中相遇，布荆而坐、共话旧情。晋代陶潜《饮酒》诗之十五中“班荆坐松下，数斟已复醉”、唐代高正臣《晦日重宴》诗中“班荆陪旧识，倾盖得新知”，均化用了这一典故。班荆馆，承袭北宋汴京陈桥驿（今开封市东北陈桥镇）的旧名，这座驿站曾是北宋接待北方辽国使者的国宾馆，也是北宋汴京前往河北大名的首途驿站。方回在《过临平二首》中便生发“陈桥驿与临平镇，兴废何人了汗青”的感慨。赤岸风景宜人，黄鹤诸山南麓襟带上塘河，绿水黛山，清寂无染，是迎送使节、文人休憩的绝佳之地。清乾隆年间，南屏万峰山房僧、仁和桐扣人释篆玉作《赤岸独步》：“黄鹤峰阴望不遥，兴高无待野人招。最难认是深村路，赖有梅花领过桥。”诗句委婉雅致，尽绘赤岸清幽之态。清翟灏《赤岸村》一诗则直白洒脱：“山塘十里五里，村落三家两家。野旷最宜踏月，地间尽可栽花。”满含田园农家之乐。作为上塘河古埠，赤岸交通便利，经运河可直达嘉兴、苏州、镇江，直通北方，往来名人络绎不绝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六年（1170）入蜀，沿上塘河途经赤岸班荆馆，小休前亭，其诗作“放翁入蜀出杭州，登载漕司所假舟。一棹红亭过赤岸，晓来鱼蟹富汀洲”便是当时行程的生动记录。《周益公年谱》载“淳熙三年正月，周必大借尚书永宁侯押伴金国贺正旦人使，御筳于赤岸”。楼钥《北行记》亦记“北行归，过临平赤岸”。名人足迹，恰印证赤岸当时的重要地位。

　　宋恭宗德祐二年（1276），元军攻入临安，南宋覆灭，班荆馆随之败落。元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）十一月，苏州提刑按察使王恽赴福建闽海道途中，舟过赤岸，感叹“今年赤岸亭，野宿杂乱聒”，尽显萧条。清丁丙《三塘渔唱集》中“永和堤剩草青青，数里声微石鼓亭。茶药花饧拜恩去，班荆馆址久飘零”一诗，更道尽这座古驿馆的兴衰沧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