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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临平｜临平历史文化名镇：塘栖

来源： 2022-06-12 09:51

塘栖是著名的水路码头，位居京杭水道要冲。旧时从塘栖到杭州尚需一天的水路行程。塘栖镇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运河与塘岸官道，它的标志首推横跨运河，连接塘岸官道的广济桥。广济桥建于弘治二年（1489），由宁波商人陈守清募捐而建，广济桥建成后，经嘉靖、万历、康熙年间多次重修，见证了塘栖镇走向繁荣的历程。

胡心得《栖溪风土记》称：“（塘栖）去武林关四十五里，长河之水一环汇焉，东至崇德五十四里，俱一水直达，而镇居其中。官舫运艘，商旅之舶，日夜联络不绝，屹然巨镇也。财货聚集，徽杭大贾视为利渊薮，开典、顿米、贸丝、开车者，骈臻辐接，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，即上官亦以严镇目之。然世风日奢，人心日恣。上近于杭，而下通嘉苏，且多经商南都，目惯侈丽繁华之习，不觉幻而变焉。”（《光绪唐栖志》卷一）

成化、弘治年间，塘栖镇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。 巨大的社会财富毫无防备地堆放在江南水乡，引倭寇数万劫掠塘栖，镇被焚之一空，尸积如山。抚按王忬下令筑塘栖城，其费用半出官府，半出塘栖之富商大户。但以吕需为代表的塘栖士绅阶层都认为：“（塘栖）镇为承平时贸易之地，而非用兵时战守之区。”筑城以后，肯定要添设官吏，筑城又耗费巨资，必加重民生负担；况且，塘栖地处水乡泽国，筑城后，仍无险可据，来往寇匪可以绕道而行。于是，吕需出面向按院呈词，坚决反对筑城，此议终于作罢。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，沉重打击了塘栖的商业经济，成为塘栖历史上首个经济低谷时期。吕需，字时行，号水山，塘栖人。太学生，曾官鸿胪寺丞，后弃官归隐，在塘栖开堂讲学，学者争相趋之。

万历时，塘栖镇人口剧增，“生聚颇蕃，不下中州望县”（《杭州府志》卷三三）。“官道舟车之冲要，丝缕粟米皆聚贸于此”（万历《湖州府志》卷三）。“巨族蔚成，别墅园林，甲于两邑”（《唐栖志》卷首）。明末清初的诗人吴钟琰《溪河夜泊》一诗描写了当时塘栖镇繁荣景象：“市门相向锁长虹，画舸奔云趁晚风。箫鼓声喧春梦杳，两廊灯火映溪红。”

顺治二年（1645）六月十三，清军不费一弓一弹，顺利地占领了塘栖镇，百姓集市，秋毫无犯，塘栖的商贸经济得以沿续明代后期以来的繁荣。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清圣祖玄烨南巡，中途停泊于塘栖镇，此后，康熙、乾隆十多次南巡，多次驻于塘栖，官府在塘栖镇西运河南岸建造行宫，行宫长60丈，深60丈，占地百余亩，还建有御花园、御厨房、阿哥所、军机处等，并在西茶亭建造御营。康熙、乾隆两代皇帝的游幸，以及行宫、御营的兴建，不但展现了塘栖镇浓厚的经济实力，而且也使塘栖镇确立了江南巨镇的独特地位。

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塘栖著名的百年老店——“翁长春药店”开业。乾隆年间，塘栖镇达到了历史上繁盛的顶峰，凭借富饶的自然条件，形成发达的蚕丝业、水果业、粮食业，又凭借便利的水路交通，成为一个米市，造就了塘栖经济的繁荣。康熙至乾隆期间，可谓盛极一时。

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乱，是塘栖历史上第二次低谷。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激战，彻底摧毁了塘栖镇——“梵宫琳宇尽付劫灰，巨室旧家半成瓦砾，风景百不及一矣”（光绪《唐栖志》卷四）。太平军攻占南京后，清军为抵御太平军的攻势，拆除塘栖运河堤岸巨石，在武林头构筑堡垒，使塘栖镇的设施与水陆交通受到严重破坏。

辛亥革命后，塘栖设镇公所，为杭县直属镇。 民国17年（1928），以市河为界设市东镇、市西镇，水北耶稣教堂以西属德清县水北镇，形成三镇鼎立的局面。到民国24年（1935），塘栖东、西两镇合并，仍称塘栖镇。

从晚清开始以波华织绸厂、义大布厂、五洲皂烛厂、大纶丝厂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企业相继创办，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良好的地理环境与交通条件，推动塘栖近代工商业的发展。到民国初年，仅缫丝女工就有6000多人，外来的商贾和产业工人远远超出了本镇居民。到民国22年（1933）11月，全镇大小商号达700余家，用电户800余家，为杭州地区的第一大集镇。

抗战爆发，巨商富户避难他乡，日军以“日华经济合作”为名，遍设收购站，低价收买原料和农副产品，商业经济濒临崩溃，第三次沉重打击了塘栖的传统经济。抗战胜利以后，外逃的工商大户、手工业者陆续返回塘栖，工厂相继复工，商业逐渐恢复。塘栖镇商会经过整顿后，重新恢复活动。

塘栖镇以运河为界分为两半，分隶德清、仁和两县，而以广济、里仁桥两桥相连，是一座双子型的镇。塘栖作为一个有500年建镇史的江南古镇，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、西、北三个区块。

塘栖“镇为泽国，四面环水”，“咫尺往来，皆须舟楫”，镇区内河道呈井字型，民居依河筑屋，依水成街，河道上横跨数十座建于明清的古桥梁，虽历经500多年沧桑，仍部分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，梁、柱、门、窗上的木雕或石雕工艺精湛。全镇以河成街，桥街相连，依河筑屋，深宅大院，重脊高檐，河埠廊坊，过街骑楼，临河水阁，是江南典型的建筑风格。

塘栖作为浙北地区中心集镇，它的形成，与水上交通运输的发展、商贸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——运河改道后，漕运等往来日益频繁，乡民沿河而居。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，宁波商人陈守清募捐建成广济长桥，使运河两岸连在一起，从此“水陆辐辏，商贾鳞集，临河两岸，市肆萃焉”，塘栖迅速成为一方名镇。

塘栖镇集市沿运河布局，形成线形的格局，民房、商店分布于运河、市河两岸，其功能布局在乾隆年间之前早已成形。其次，水陆交通日趋完善。镇中主要河流，首推官塘运河，其下即为与运河连通的市河，一条自运河边进市门，一条自通市桥趋出，合流上南，而出龙禾桥（即马家桥），进入东河漾。此外还有西小河、北小河、石目港、东小河。跨越这些河流的桥梁，把水陆通道连成一体，构成一个交通网。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横跨运河的广济桥，以及与它遥遥相对的里仁桥，正如王同所说，广济桥与里仁桥“东西并峙，镇居其中，如同锁钥”。

明清时期，塘栖镇的商业中心分布在运河、市河两岸，以西石塘起至东石塘，并市河东西两岸为最盛。运河以南所有店铺沿河而筑，门前廊檐跨越街面，直至河埠。整个塘栖镇，唯独水北大街因漕运拉纤的需要，没有过街楼（廊檐）。晚清以来，运河北岸一直是塘栖镇的工业中心。晚清民国以来，西小河南北两街，尤以丝行为盛。

民国早期，塘栖镇最繁华的商业街多集中在东边，民国17年（1928）劳少麟担任塘栖西镇镇长时，新建广济路，沿街建造商铺60余间，采用民间集资的办法，统一施工，整条广济路青石板面，碎石镶边，宽阔平直。均用玻璃橱窗等新式装饰，与塘栖原来之廊檐街、路迂店暗之旧街面貌迥异。新开各店，基本上以服务业为主，聚集了照相馆、茶店、饭店、旅馆、大戏园、西药房以及电厂、电报局等。外来客商和过往船户上岸，饮食住宿，逛市购物，极为方便。且在酒楼、茶馆设书场，有评弹、滩簧、独脚戏，还有弹子房、娱乐室以吸引顾客。至此塘栖镇的商业中心逐渐西移。后来水北“新马路”的建设也基本遵循了劳少麟的原有运营模式。

塘栖镇的街市格局，使它名副其实成为颇具特色的大镇，在清代曾持续繁荣。乾隆时人说，镇东北的东小河街，“居人面山临水，长廊曲槛，荷柳映之，宛如画境，骚人词客常放舟筋咏于此”。东小河街“多酒楼、茶室、书画装潢、医卜店肆，一时名流小饮清谈，半多集此”；“河南诸街面临运河，屋跨通衢，商农泉货云集咫尺”；大塘街“局面恢弘，铺肆饶裕”，“其间医室、画铺、茶室、酒店居多”。

交通自古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一，而水运历来是塘栖镇与外地的物资交流的最主要渠道。元末张士诚开拓了“新开河”、明代巡抚周忱修筑堤塘。入清后，特别是康熙和乾隆的十二次南巡，官府屡次沿河修建塘岸、桥梁、道路，民国时塘栖镇的客货运专用轮船码头，设在东石塘街。西石塘大街同福永酱园门口的石埠，也是主要货运码头，水北大街上还有数十处货运石埠。每天运往上海的鱼虾千斤以上，年外运土丝2000担左右，水果10万担。其时，塘栖与杭州大关、海宁硖石成为水路联接的三大米市。

塘栖水乡古镇桥梁众多。至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在城市建设中，一些过街楼和弄堂都已拆除，现存的遗迹尚有广济桥、乾隆御碑、太史第弄、郭璞古井、水南庙、栖溪讲舍碑、塘栖廊檐等多处。

塘栖镇凭借富饶的自然条件，形成发达的蚕丝业、水果业、粮食业，成为其支柱产业。塘栖镇四乡方圆数十里之内，是著名的蚕桑产地。自古“唐栖田少，遍地宜桑，春夏间一片绿云，几无隙地。剪声梯影，无村不然。出丝之多，甲于一邑，为生植大宗。”每年水果成熟季节，“筠筐千百，远贩苏、沪，岭南荔枝无以过之”。（光绪《唐栖志》卷一八）凭借富饶的自然条件，形成发达的蚕丝业、水果业、粮食业，又凭借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，成为一个米市，从湖广江淮通过长江、运河南下的米粮，经过塘栖，运往杭州；附近所产米粮也到此集散，镇上开满了米粮店，地方政府也在此建仓储粮以备不虞。

塘栖枇杷向负盛名，有红白两种，白枇杷为上品，红枇杷次之。每年四五月间果实累累，各村忙于采摘。距塘栖镇四五里的盘杨村所产枇杷尤为著名。民国年间，塘栖何氏兄弟创建了“塘栖培良果园”，为“塘栖蜜饯”的对外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塘栖传统商业之兴盛，源于交通便利、物产丰富。塘栖地处水网区域，土地肥沃，物产富饶，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充裕的货源。其丝、米、油、酱四业，自昔著称，就地商市，以枇杷、梅子、甘蔗及鲜鱼为大宗；特制品有蜜饯、藕粉、香烛、糕点等，不仅供应本地，而且远销各地。

从明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到清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塘栖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税务机构的超级大镇。其类似“保税区”的独特优势，明清以来吸引了徽州、宁波代表的大量外地商人迁入塘栖镇，推动了塘栖镇金融、贸易的迅速发展。

大量徽州、宁波、绍兴等地商人迁居塘栖，徽商主要从事油漆、茶叶、典当和粮食业。清代，塘栖有“九车十三当”，十三家当铺的朝奉都为徽州人；宁波商人主要经营海产、药材、南北货以及桐油、草席、日用百货等；绍兴人控制着运河捕捞水产养殖，货航班及染坊、酒酱业；福建人主要经营荔枝、桂圆等干果食品；丹阳人经营粉坊；东阳人皆从事泥水、木匠；瓶窑、武康人经营山货、木材、毛竹等；本地人大多从事米业、丝绸、南北货，以贩运本地生产之土丝、土绸、水果，运销苏、松、常、无锡等地，坐商以本地商人为多，但多小本经营。

明清以来，塘栖实行各种群众团体行业的自我管理，先后出现了会馆、公所、商会等形式的民间行业组织。会馆是当时同籍商人协商议事的地方。每逢岁末，同乡商人聚集于此举行会餐，畅叙同乡之谊，兼祭自家或同乡暂停灵柩之亡灵。塘栖众多的地方会馆可说是商会组织的雏形。塘栖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徽州、宁波、绍兴、东阳等地，民国年间有所谓“四大会馆”——“徽州会馆”、“四明会馆”、“绍兴会馆”、“东阳会馆”。

商会作为一个商界的民间团体，为近代临平的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中，商会方面协调商界内部矛盾，维护行业的利益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商业的发展；另一方面，它兴办社会福利，赈灾救荒、兴医办学，参与市政、交通、金融和通讯业的建设。

民国年间，由塘栖镇商会牵头，商家出资出力，组织建设了北小河农贸市场，是当时杭县唯一的室内市场。商会出资修缮街道，安装路灯，建设新式厕所，设置垃圾箱，改善城市建设设施，并购买“机器水龙”，成立消防组织。

明清两代，每逢遭灾，塘栖商人常常走在赈灾慈善事业的前列，慷慨解囊，回报社会。 到民国时，慈善事业已是有组织地进行，每逢灾年，塘栖镇在镇西娘娘堂设施粥厂，购米赈灾，煮粥施药，以赈难民，其经费由塘栖镇商会统筹，并安排实施。

塘栖镇历代名人荟萃，历史文化璀璨，科举盛昌，人才辈出。据光绪《唐栖志》的不完全统计，自宋代至清末年间，塘栖镇先后出会元1名、解元2名、翰林院庶吉士10多名，进士38名、举人104名、贡生57名，太学生不计其数。

塘栖自古办学之风颇盛，自明代里人吕需开书院讲学。清光绪九年(1883)，水南庙留婴堂内附设义塾，定塾生名额12名。光绪十四年(1888)，开办“栖溪讲舍”，王同任主讲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办栖溪两等小学堂，有学生62人。民国初，改杭县五都区小学，有学生100余人。民国2年(1913)，创办区立圣堂角初级小学、区立丁河初级小学、私立塘栖镇初级小学、私立广济路初级小学、桥司弄初级小学。1956年，成立县境内唯一的完全中学——杭县中学（塘栖中学）。

宋代，塘栖寺僧永颐为江湖诗人，声名颇著，所著《云泉诗集》，南宋杭州著名出版家陈起的“陈宅书籍铺”曾为刊版印行，为艺林佳话。塘栖人夏时正、丁养浩、邵锐、夏同善、朱学勤等出仕于外，清正廉洁，皆有惠政于民，并有著作传世。塘栖尤足称道者，是藏书之风，历代藏书大家辈出，明代有樾馆、水一方、传经堂，清代有丹铅精舍、结一庐等藏书楼。

明清之际，江南之市镇经济繁荣，促进了文化发达， 如南浔、乌青、梅里、硖川、濮院、双林等，私家编纂乡镇志最多。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收录现存之乡镇志有306种，其中浙江有77种，塘栖镇就有4种：《栖里景物略》十二卷、何琪《唐栖志略》二卷、《栖乘类编》、王同光绪《唐栖志》二十卷。

从明代中期到民国末年，塘栖镇的一些名门世族先后建造了上百处豪宅、别墅以及私家花园，在文化史上也留下了灿烂的一页。可惜历经多次战乱，都早已成为历史记忆。民国时期，上海的“冠生园”与“梅林”等公司，在塘栖等处购地置园，后来超山宋梅亭之筑，受到冠生园的资助。上世纪20年代，塘栖汪咏霓诸人结成文学社团——棠社，其背后的支持就是有名的富商汪家——汪合兴酱园，并兴建了马鞍山的梅花楼。编辑出版的《棠社社刊》，委托西石塘大街陆楚堂“家庭印刷社”印刷装订的。

抗战胜利后，杭县成立“杭县修志馆”，址设塘栖镇西石塘晚步弄塘栖商会的“倚云楼”内。当时由塘栖镇商会出资。数年后编成《杭县志》稿本四十卷，分列图、舆地、人口、物产、文征等18类，共计数十万字。解放时，稿本民国《杭县志》数十册，通过塘栖镇工商联得以保存至今。

塘栖镇的宗教活动场地众多，明清时期有多家寺庙藏有经藏。各种民间的庙会活动在塘栖镇历来极为丰富，每年先后有十多次。

现如今，塘栖仍然在不断地向上发展，先后获全国千强镇、浙江省文明镇、浙江省综合实力百强乡镇、浙江省十大历史文化名镇、浙江省卫生镇、杭州市经济发展十佳乡镇、杭州市现代化标志性教育强镇等荣誉称号，2010年底成为浙江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。

*素材来源《临平历史文化名镇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