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的雍正皇帝笃信佛教，曾与内廷王公大臣多次探讨禅机、禅理。大臣沈近思少年孤贫，曾在灵隐寺出家，雍正便以佛理问之。沈对曰：“臣少年潦倒，偶尝逃于此。幸得通籍，方留心经世之学以报国家。皇上圣明天纵，早悟大乘，然万几为重，臣愿皇上为尧舜，不愿皇上为释迦。臣即有所记，安敢妄言以分睿虑！”雍正本欲觅一知音道友，不意碰了软钉子，可沈近思的话实在无可辩驳。这位让皇上觉得有些扫兴的大臣，便是清仁和五杭（今属临平区运河街道）人。

沈近思，字位山，号闇斋。少而夙成，7岁时就请教父亲：仁为何物？父亲十分惊异。9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又养不活他，便将他送到杭州当和尚。其师即为与谛晖禅师齐名的石揆禅师，后继谛晖住持灵隐寺30余年。石揆在无意之中发现沈氏之子，觉得此儿非同寻常，愿乞此儿为弟子。这时，沈氏之子才7岁。石揆禅师对此儿情有独钟，还专门为他请来了塾师，教他读书习字，为他取名“近思”。灵隐寺，其山控湖扼江，有龙盘凤翥之状，为仙灵区宅。沈近思受大运河水滋润，又在此优越环境中用功，学业大进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四有段话提及沈近思：其时，石揆僧与谛晖齐名。石揆有弟子沈近思，后官总宪。人问谛晖：“孰优？”曰：“近思讲理学，不出周、程、张、朱范围；寿平作画，能脱文、沈、唐、仇窠臼。似恽优矣。”寿平与谛晖沾亲带故，自然说寿平好。可近思非常聪明，通举子业。20岁时，有一位督学来杭州督考，塾师悄悄地让沈近思去应考，结果考中府学第三名。石揆气得不得了，把沈近思叫来，让他跪在佛前，强行剃了他的头发，并为他披上袈裟，改名“逃佛”。石揆禅师是爱弟子心切，怕他离开自己，离开寺里，从此走上仕途。他的初衷是让近思在寺里好好地研习佛法，将来继承他的衣钵。谁知他的这一举动触怒了沈近思的同学们，他们数百人联名控告到巡抚和督学那里。当时有一个名叫项霜泉的人，系仁和（今杭州）“学霸”，他见沈近思才貌俱佳，便率家童数十人，把近思抢了去，让他戴上假头发，还把妹妹许配给他，设宴聚集一批生员学子前来赋诗作贺。督学府里的一些人，虽与石揆有交情，然因众怒难犯，迫不得已，准许了诸生之控状，并允沈近思蓄发为儒。后来，沈近思每次谈到石揆禅师的养育之恩的时候，总是流泪涕泣，感激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佛教界少了一脉龙像，而在儒坛里多了一位名宦。

清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，沈近思中举，次年中进士，朝廷任他为临颍县令。临颍与许昌接壤处，有孔家口水，其势横冲，为临颍县祸患。沈近思因动员临颍出夫十之七，帮助许昌筑堤。不久暴发洪水，却安堵无恙。沈近思在任上，捐建社仓，积谷4000余石；建紫阳书院，考核士子的学业；建双忠祠，以昭岳飞、于谦忠义。深受民众爱戴，以至离任时，百姓洒泪攀车不让离去。临颍绅民为纪念其政绩，建祠堂于书院，塑其坐像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祠堂尚存。

在广西南宁府任同知时，沈近思执法不避权贵，使豪吏不敢妄有所为。对于山险多盗的情况，则大力推行保甲制度，对盗寇严督缉捕。短短一年之内，南宁倒也四境安宁。不久，因身体不好而回五杭休养，在家乡仍招集生徒讲学。稍后，因其有德行、有才能，被推荐监督清河东裕仓。到任仅一月，分别利弊，整订纲纪，奸吏敛迹，并对凶暴强悍、作恶乡里的头目加大惩处力度。未满两月，沈近思又奉命掌管台湾府事。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清政府将台湾岛纳入版图。次年设置台厦道，台湾与厦门共署，设一府三县，置台湾为一府。当时，台湾暴动初平，正需安抚稳定，沈近思认为台湾为沿海诸省天然屏障，然鹿耳（门）天险，澎湖孤悬，不像内地那样可以像使用自己的手一样指挥自如。而2000里范围内只设三县，不易管辖。于是，他对治理台湾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。第一，主张在岛内多设数县，每县中各分都图保甲，统领约束，丝连绳贯，以方便稽查管理。第二，从选取强健而勇敢的乡民，组织起来加以操练，以增加驻军。第三，对外地流入的移民，对其户籍人口进行审查，然后分给田地，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。这些主张都写进了《远虑四论》一文，朝廷采取了他的意见。在沈近思治理下，台湾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。

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沈近思任吏部文选司郎中，密察舆论，杜绝宿弊，升太仆寺卿。不久，又升吏部右侍郎。以真诚剀切，敢于直谏，名著一时。雍正胤禛《赐侍郎沈近思》：“冢宰官资贵，寅恭属亚卿。俱邀三命重，并列六曹荣。操比寒潭洁，心同秋月明。所期庶政理，海宇日澄清。”又称：“浙省有近思一人不为习俗所移，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！”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实行耗羡归公，同时各省文职官员于俸银之外，增给养廉银。当这个很有益于反腐的举措被拿到朝堂上讨论的时候，却受到沈近思的反对，他说：“现在在国家核定的正规税收之外，又增加了新的税收（将火耗等当作税收），将来官员必然会在火耗的外面再次增加火耗，别人也许不知道，但是我当过县令，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。”雍正用严厉的语气呵斥他说，“你反对这项法令，难道也想私自占有耗羡吗？”沈近思说，“如果没有了耗羡，官员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妻子。”雍正大笑说：“我今天被沈近思所难。”但是，雍正还是施行了耗羡归公的政策。沈近思的想法是有道理的，雍正将官员私自征收的“火耗”等钱财定为正式的税收，这等于增加了人民的负担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春，升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掌察核官常，参维纲纪并豫参朝廷大议。日夜淬厉，殚竭思虑。凡国家大计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卒后，家中竟无多余资产，雍正上谕有“沈近思人品端方，持躬廉洁”之语。赠礼部尚书、太子少傅。赐谥号端恪，命吏部派专人为其办理丧事。其子沈玉琏由朝廷抚养，后在乾隆朝时出任广西桂林同知。

在推行科举制的封建社会里，族中倘有人经过科举应试获得功名者，在祠堂或围屋门前紧立石旗杆，光耀门楣，彰显身份。今唐公村中南水渭埭上尚可寻觅到代表功名的沈氏旗杆石残件，给人以乌衣巷般的沧桑感。如丁丙《三塘渔唱》中所说：“端恪尚书著五杭，外施甘雨内严霜。若非苦节先尤母，曷授遗经天鉴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