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乾盛世，临平出了个“上马能击贼，下马作露布”，能文能武的大臣孙士毅。

孙士毅祖居兰里，为海宁界，《北东园笔录》一书说孙士毅：“公先世有业农者，家小康。”后迁至临平，为仁和界。所以，他应童子秀才科时跨两县县籍。据说，考试未发榜时，孙士毅在杭州吴山遇到一个测字先生，拈到一个“捐”字，色不喜怿。测字先生问道：“您是跨考两县县籍，是不是询问有关考试的事？”孙士毅虽感到惊讶，还是将实情告诉了测字先生。测字先生笑着说：“左为秀才，右为生员，两得之矣。”孙士毅十分高兴。可测字先生接着又说：“不光如此。以‘员’字下‘八’字，加上‘厶’为‘公’字；‘才’字配‘目’字为‘相’，他日定能封公入相，哪里只是一个秀才呢？”说得有些玄乎其妙，可后来事实确实如其所说，孙士毅先后为户部郎中、大理寺少卿、广西布政使、云南巡抚、两广总督、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，成为临平历史上官阶最高的一位。

孙士毅少年时就勤学忘倦，也很聪明，他祖父去世时，其父玉亭请风水先生寻觅墓地。说是安隐寺西有一处地方不错，只是缺一屏幢山。八岁的孙士毅听说后便双手叉腰，仰首而言：“我伫立于此作为照山，岂不是补缺？”风水先生惊讶道：“孙氏之秀，必为此童。”后孙士毅亦以“补山”为号。做了官也事必躬亲，“每日晨起，除校簿书、见属吏外，一切章奏尺牍，亲自操觚，洒洒千言，辞藻法书皆可付诸石刻”。这段话是说孙士毅每天早晨起来，除校对文书、会见属下官吏外，一切规章、奏疏、书信等亲自来写，洒洒千言，富有文采的词句，规范的字体，都可以用来进行石刻。

孙士毅治政廉洁、高效，多施仁爱，意在符合人情、民意。自己居住、办公的地方，能省则省，勤俭节约，随从很少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三月，孙士毅担任云南巡抚时，云贵总督李侍尧因受贿事发，孙士毅没有及时发现并弹劾而被革职，遣往伊犁。抄其家时，没有发现一分钱财。乾隆有些感慨，嘉奖其廉政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命他纂校《四库全书》。孙士毅身为云南巡抚，而不名一钱，正可谓“廉不知贫”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孙士毅任两江总督，因江南吏治废弛已久，他痛戒漕弊，整治衙门作风，所到之处撤去前站，轻车简从，不行鼓乐之礼节。下级有事禀告可以直接到行辕里求见。当他调离时，当地百姓叹息：“如此好官，在这里治理一年便被皇上调走，江南之地可谓没有福分啊！”

孙士毅洁身自好，严以律已，对官吏从严监察，不敢因循守旧，避忌整治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广西乡试取得第一名的岑照，是土知州岑宜栋之子，其家庭财产丰厚，一向没有学识方面的名气。时为广东巡抚的孙上毅检查岑照岁考及录遗卷，并与三场墨卷核对，发现文理悬殊。孙士毅认为岑照这次中举的试卷，断非本人所作，必有传递夹带等舞弊行为，立即将岑照革去举人。在发现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其仆人收受贿赂后，身为巡抚的孙士毅毅然进行查处，上报朝廷后，富勒浑因犯罪而被贬谪。皇上因孙士毅持正，即升为两广总督。

孙士毅一身战功卓著，先随大学士傅恒王师征缅甸，后平台湾林爽文叛乱，又讨伐安南国阮惠谋反，西藏廓尔喀用兵督粮，打击黔楚苗叛、湖南白莲教叛乱等。但孙士毅“能不自恃，贵不自矜”，老成端谨，练达有为，丹赤一心，为国效力。

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，因西藏廓尔喀用兵，皇上命孙士毅再担任四川总督，督理粮饷，时年73岁。路经察木多、瓦合山等处，上下七十二峰，其最高上下三百里，冰山雪窑间悬绳而渡，曳皮以行。每遇险峻，必身先士卒，劳苦共尝，人多感奋，尽心尽力，所以，运送器械军粮无不如期而至。

古代汉文诗歌中的咏藏诗作，到了清朝前期进入繁荣时期，孙士毅就是这类咏藏诗人中的佼佼者。孙士毅受命主持川藏一线军需运输重任之时，年龄已逾七十岁，但他不避艰险，“天语乍从行殿下，臣心已到役车前”，踊跃趋事，亲率干练属员，自打箭炉（今康定）出，驻察木多（今昌都）督办军运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五月，福康安率领的大军已在后藏边境收复失地，正准备向廓尔喀境内推进，粮饷军储源源接济尤属紧急。孙士毅又奉旨驰赴前藏，筹划督运，终使入藏大军粮馈无缺。这年八月，乾隆帝以督运粮饷、军储之功，予以奖赏，降旨：“孙士毅着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。”同年九月，征剿大军胜利班师回藏，孙士毅又因协助妥善办理大军从后藏、前藏凯旋回撤内地事宜，再一次得到乾隆帝“诸凡皆妥”的赞许。就在他东返行至硕板多（今洛隆）这一地方之时，得到乾隆帝命令他会同福康安、和琳等人“驻前藏谋善后”的谕旨，于是又急忙折返拉萨。其咏藏诗中有一首就是描述此事此情的：“不计归程计去程，蛮童争识马蹄声。多情白渚河边鹭，又向中流导我行。”

孙士毅回到拉萨后，即与福康安、和琳、惠龄会同掌办商上事务的济咙呼图克图、众噶伦和班禅方面的札萨克喇嘛等人集议善后章程条款。对后世有极重大影响的清代系统治藏法规《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的制定实有其一分功劳。孙士毅写的咏藏诗有170余首，就是他此番往来川藏一线督办军需运输和在拉萨参与制定《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之际所吟咏的，收入其《百一山房诗集》。孙士毅《百一山房赴藏诗集》的史料价值更体现在客观反映中华民族的“多元一体”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上。

孙士毅学博气厚，精深闳阔，诚有如郭频伽所云：“世之论者，皆盛称公之勋业，未尝及其文章，则以公固不当以文人名，而文章亦为勋业所掩也。故余论公诗，有旬云：‘可惜平淮裴晋国，巍巍勋业掩文章’。”（袁枚《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晋赠公爵孙文靖公神道碑》）其山水诗意象纷呈、意境柔和，在选景的角度上有其独到之处，不落凡俗。其边塞诗多感激奋厉、郁抑慷慨而忠孝之气郁勃发，有黄钟大吕之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