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学会包馄饨的，但可以肯定，是从孃孃手上学会的。

小学到初中阶段，中午放学回家，偶尔撞见孃孃在包馄饨，那绝对是意外的惊喜，这份欢喜，胜过如今参加任何一场筵席。为什么都是中午，而不是晚上？大约是因为馄饨在我们这里算不得正餐。反正我的记忆里，从来没在晚上吃过馄饨。

　　史家埭老屋北面沿街是灶披间。东南角安着一口老柴灶，一只大水缸紧挨着灶头。那时候柴灶已多半不用，镇上人家的炊事以煤球炉为主力。煤球要用票子去镇上的煤球厂换，后来改成煤饼，煤饼是有专人送上门的。清晨的史家埭沿街，家家户户都在发煤炉，厚重而呛鼻的青白色煤烟弥漫在临平的街巷，烟火气十足却又带着几分玄幻。我穿过这些青烟，去往隆兴桥边的临平中学上学。

　　肉馅是现剁的。五花肉细细剁碎，除了盐和少许料酒，什么都不放。馄饨皮子是机制加了碱的，标准的梯形，微微泛黄，整齐而硬挺地堆叠在一起。仔细看，还能发现里面夹杂着一些细细的麦麸。

　　备制完成的馅料插上天竺筷，盛在道光年间的青花缠枝大汤碗里，旁边再放一小碗清水。包馄饨看上去几乎没什么技术含量：皮子平摊在左掌心，筷头挑取适量肉馅放在皮子中央，从梯形的小头翻下来盖住馅料，再翻转一圈，像裹被子一样裹一圈半，然后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皮子两端，横圈过来，沾水按住，一个馄饨就包好了。

　　包馄饨说简单，其实也有门道：馅料要适量，和皮子有个黄金配比，多了少了都会影响口感；皮子不能捏死，要留些空隙，这样煮的时候汤水才能均匀灌注进去，受热也均匀。

　　包好的馄饨被整齐码放在铺了白布的竹笸箩上。每个馄饨中间圆鼓鼓的，有道小交错，像右衽的棉袍；两端的皮子高高翘起。整体看上去，像极了联合诊所里的护士帽。联合诊所，是童年多病的我最阴霾的记忆，可大馄饨截然相反，它们密密麻麻排开，像一个雄伟的布阵，我特别喜欢看这样的阵容。

　　煮馄饨得宽汤。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泡时就可以下馄饨了。第一批馄饨被长柄竹漏一放，义无反顾地沉到锅底。这时得拿竹漏轻轻晃开，避免粘底。水再次沸腾时，要适量添少许凉水，这样重复两三次。等到馄饨都像完成任务的潜水员一样，齐刷刷浮到水面，就差不多熟了。

　　江南一带的馄饨汤料大多极为简净：一点细盐，一点葱花，一点斜桥榨菜末，再拿瓷勺挑一点猪油。我家的馄饨汤里不放蛋丝和紫菜，孃孃会放一点味精，用开水一冲，猪油便在汤里无声化开。葱花在高温下泛出恰到好处的熟绿，十分诱人。

　　竹漏一次捞十几个馄饨，下在汤里，摆到中堂的八仙桌上。馄饨很烫，但吃烫口的馄饨，是对馄饨最起码的尊重。一口下去，肉馅的汁水和滑爽皮子的麦香糅合在一起，对于一个正处于生长发育期，平时难得吃到美食的少年来说，那是何等的满足！很多次吃馄饨，因为太急，舌头被烫得发麻，要很久才能恢复。

　　那时的馄饨，肉鲜，皮子筋道，是我最喜欢的食物，没有之一。馄饨真是神奇，诱着你一口接一口，全然忽略了胃的饱腹感。我常常一碗再添一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一口气吃了四碗六十来个，把孃孃都看呆了。她笑着说：“不能再吃了，不是馄饨不够，是怕你吃撑了。”其实我没告诉孃孃，那天我吃到头晕，不声不响爬上楼，回房睡了一觉。

　　童年时，我读过一册巴西著名小说《七把叉》改编的连环画，里面那个大胃王“七把叉”最后撑死在赛场上。那阵子，我恍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快要被撑死的“七把叉”。

　　我还清晰记得，有几次放学回家，孃孃已经捞好馄饨摆在桌上。只隔了几分钟，馄饨皮上便缀满了细密圆润的水珠，像极了小孩子玩闹后鼻翼上的汗珠。这是我此生遇见的最美味的“汗珠”。

　　长大后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吃过各式各样的云吞、抄手、扁食、包面……它们都长着相似的模样，却再也不是当年孃孃手里的味道。

　　很多年以后，凭着记忆，我也开始包馄饨。我改良过多种馅料，包过荠菜肉、虾肉馅等口味的馄饨，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。不少亲友开玩笑说：“你若是把卖馄饨当作第二职业，生意一定火爆。”我笑着说，若将来有机会卖馄饨，一定要打出自家的老字号——“冯源兴”。

　　其实我心里清楚：现在的肉馅，再怎么改良，也吃不出当年的鲜香；如今的皮子，也寻不回曾经的麦香和碱香，更少了那份滑爽和嚼劲。

　　原因有二：一是记忆的滤镜；二是食材的变迁。

　　记忆总习惯忘却苦难，留存美好。这是人生的自我保护机制，让我们不沉溺于过往的悲情和脆弱。人生，本就该怀念和向往美好的人与事。

　　今夜，灯影华发下，我包着馄饨，又想起了孃孃，想起了史家埭老屋灶披间里，那碗现包现捞、热气腾腾的鲜肉大馄饨。